鲁迅杂文《题记》原文与赏析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 “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 一是为了 《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析】《华盖集》作于1925年，共收杂文31篇。其内容不仅继续对尊孔、崇儒、专经、复古进行广泛的文化思想批评，而且感应着现实社会的敏感神经，对北洋军阀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在艺术上，形成了以随感型和短评型为主的多姿多彩的杂文体式，表现手法也更趋形象化，因此《华盖集》标志着鲁迅杂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题记》是对本集杂文有关方面的概述。作者陈述了本集杂文的创作情况，集名的由来，以及对杂文艺术不懈追求的信念。

1925年是作者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高产年。第一小节，言词中流露出了作者的无限欣慰。表现手法也有了变化，作者说“态度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本集杂文确实表现出隐晦、曲折的特点，与同时所写的散文诗《野草》有大致相同的背景。新文化运动退潮，文学革命分化，作者内心也充塞着苦闷与彷徨，现实的黑暗等迫使作者表现手法变化。“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则是主要针对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陈西滢等的论战而言。“几件小事”体现了作者在杂文中化大为小，举重若轻的笔法，再现了作者从容论战的气度。“偏遇到”、“偏执滞”，两个“偏”字足见作者炼字之功，前一个“偏” 突出了现实的不可回避，后一个“偏” 则凸现了作者 “韧” 的战斗精神。

第二小节，调转笔锋，而言 “伟大的人物”佛祖“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排比铺陈，貌似不着边际却巧用一“大”字与下文“小”字对照而连贯起来。作者就此，不容稍停，写到“伟大的人物”又需修行深山、静观默想，得天眼通，后为“天人师”。当读者还沉浸在超凡脱俗的极乐世界中冥想时，作者又陡然把你拉入纷纷攘攘的尘世，“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行文大起大落，而又娴熟自然，文脉贯通。由“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承上启下，而引出了本集的重点论敌—— “正人君子”。最后一句，用“沾水小蜂”自喻，乍看在卑己，而联系下文“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便知意在抑人了，嘲讽了那些 “洋楼中” 的欧化文人。

第三、四小节，首先设置悬念说“我”交上了 “华盖运”，作者引而不发，叙述老年人说人要交上“华盖运”，这种运，“在和尚是好运”，是“成佛成祖之兆”。然后才说“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那么 “华盖运” 对于俗人，便是 “碰钉子”了。作者的“华盖运”是碰了什么钉子呢?其一是两篇杂文被人反对;其二是遇上了“学者，文士，正人，君子”。前者仅是虚晃一下而已，后者才是真正攻击的靶子。所以后者一露面，作者便穷追不舍。文章写到“学者，文士，正人、君子”都“深不以 ‘党同伐异’ 为然”而我却“被他们 ‘伐’ 了几下”。不用逻辑思辨，而论敌的假面具被一撕而破，这种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论辩方法，使正人君子们 “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文中“伐”字的活用，增强了议论语言的生动性。

第五小节，表明了作者为坚守杂文阵地将在所不惜。杂文是“匕首”、“投枪”，时代需要它。所以作者用不着计较是否能进入“艺术之宫”，宁愿“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这一段充满诗意的抒发，奔涌着澎湃的激情，仿佛听到了作者向着大漠苍天的独白。“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则以俏皮、幽默的语言对自视高雅的欧化文人进行了嘲讽。

第六、七小节，真诚地“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作为杂文这一战斗性文体的开创人，鲁迅把青年视为自己的战友，希望青年同他一同奋战，但现实却令人担忧。时令已是岁末，在岁末的深夜，作者略感“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作者的灵魂带着隐隐的寂寞、孤独，但作者并不消沉、失望，宣称“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不错，作者在苦痛中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从现实获得了 “生活” 的经验和勇气。

本文围绕编辑《华盖集》“纵意而谈”，思绪跳跃，但不杂乱，起伏的情感充溢全篇，使议论弥漫着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