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随便翻翻》原文与赏析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 《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 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先生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 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析】 《随便翻翻》最初发表于1934年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月刊1卷2期，是鲁迅后期著名杂文之一。

这篇杂文开门见山，昭示读者：“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 既 “消闲”，又 “随便”，似乎并无什么深奥的道理了。但在鲁迅笔下，却开掘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结论：“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有必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①因此，“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②

这个结论也是鲁迅在长期斗争中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即如本篇所举，鲁迅受骗几十年后，“翻了三部蒙古史”，才知道一些史书上以吹嘘成吉思汗为 “我们” 自豪，竟是粉饰的谎言。

翻开鲁迅著作，通过比较戳穿骗局的事例，俯拾皆是。例如，《病后杂谈之余》 通过影或校宋元版书与《钦定四库全书》的比较，不但揭露出乾隆时期“全毁，抽毁，剜去”，甚至删改汉人著作的种种卑劣手段，从而廓清了罩在《钦定四库全书》头上的圣光，并且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使得像俞正燮这样的硕儒也蒙受欺骗，歌颂起清朝功德来了。

至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谈陶渊明，谈公安三袁，谈钱起的湘灵诗，矫正时人的妄说，更是30年代文坛的佳话。

这篇杂文集中体现了鲁迅杂文通脱舒展，驰骋自如的艺术风貌，尤其显著地表现在结构艺术方面，达到了形散神聚的化境。

这里试举一例。

鲁迅在这篇杂文开首点题之后，第二节便叙述自己养成“随便翻翻”这一习惯的由来。第三节的一开头则指出，“随便翻翻”可以造成“博雅”的假象。至此，我们很容易把握行文的脉络，因为作者所叙一直紧扣着“随便翻翻”这个中心。但再往下写，作者的笔仿佛走了神，说起怎样可以冒充博雅，自己又怎样“用过正经工夫”，请教先生“弄国学”，留心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等等。古人论文虽有“跌荡”一说，但我们读至此，心里也许仍不免会觉得，这几笔“荡”得有些太远了吧?

然而不然。作者紧接着即收束一句：“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先生难得，“随便翻翻”更显必要。所以，上述仿佛漫漶之谈，只是形散而已。作者好像一位高超的魔术师，把手里的“飞去来器”远远抛出，却又能在不经意间，稳稳抓在手中，从而造成“形散神不散”的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