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随便翻翻》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随便翻翻》原文与赏析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 《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 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先生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 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析】 《随便翻翻》最初发表于1934年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月刊1卷2期,是鲁迅后期著名杂文之一。

这篇杂文开门见山,昭示读者:“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 既 “消闲”,又 “随便”,似乎并无什么深奥的道理了。但在鲁迅笔下,却开掘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结论:“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论。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有必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①因此,“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②

这个结论也是鲁迅在长期斗争中获得的一个宝贵经验。即如本篇所举,鲁迅受骗几十年后,“翻了三部蒙古史”,才知道一些史书上以吹嘘成吉思汗为 “我们” 自豪,竟是粉饰的谎言。

翻开鲁迅著作,通过比较戳穿骗局的事例,俯拾皆是。例如,《病后杂谈之余》 通过影或校宋元版书与《钦定四库全书》的比较,不但揭露出乾隆时期“全毁,抽毁,剜去”,甚至删改汉人著作的种种卑劣手段,从而廓清了罩在《钦定四库全书》头上的圣光,并且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使得像俞正燮这样的硕儒也蒙受欺骗,歌颂起清朝功德来了。

至于运用比较的方法谈陶渊明,谈公安三袁,谈钱起的湘灵,矫正时人的妄说,更是30年代文坛的佳话。

这篇杂文集中体现了鲁迅杂文通脱舒展,驰骋自如的艺术风貌,尤其显著地表现在结构艺术方面,达到了形散神聚的化境。

这里试举一例。

鲁迅在这篇杂文开首点题之后,第二节便叙述自己养成“随便翻翻”这一习惯的由来。第三节的一开头则指出,“随便翻翻”可以造成“博雅”的假象。至此,我们很容易把握行文的脉络,因为作者所叙一直紧扣着“随便翻翻”这个中心。但再往下写,作者的笔仿佛走了神,说起怎样可以冒充博雅,自己又怎样“用过正经工夫”,请教先生“弄国学”,留心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等等。古人论文虽有“跌荡”一说,但我们读至此,心里也许仍不免会觉得,这几笔“荡”得有些太远了吧?

然而不然。作者紧接着即收束一句:“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先生难得,“随便翻翻”更显必要。所以,上述仿佛漫漶之谈,只是形散而已。作者好像一位高超的魔术师,把手里的“飞去来器”远远抛出,却又能在不经意间,稳稳抓在手中,从而造成“形散神不散”的艺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