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原文与赏析

起应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 “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田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 “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析】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写于1932年12月10日，是一篇以书信体形式撰写的杂文。文章着重阐述了左翼作家应有的文风问题，提出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 ‘论争’” 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原则。

1932年11月，《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作者的本意是批判以胡秋原为代表的“自由人”，揭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点下的贩卖的文艺自由论的货色。不过，芸生在该诗中不是根据文学的审美特征来形象地表达其论争战斗的思想，而是用标语口号式的词句，辱骂和恐吓的战术向论争对象大泼污言秽语。这种恶劣的文风显然有损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性，因而受到鲁迅的严肃批评。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以科学的以理服人的论争态度，对《汉奸的供状》所表现的无聊攻击、辱骂和恐吓的不良倾向进行了层层剖析和批评。

“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做 ‘立夫’。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汉奸的供状》开首便把论敌的姓氏、衣裳、肤色作为讽刺和开玩笑的对象，这种无聊的人身攻击，显然不能触着“对手的致命伤”，因为姓氏肤色是“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的。常言道：迷途知返，得道未远。如果芸生的诗在开了玩笑后，随即接触论敌的思想实质，或许也会成为一首好诗，遗憾的是他却越来越恶劣地滑向了辱骂的泥淖，用什么“男+女是胡××”“放屁……”等污秽不堪的语言辱骂论敌。值得注意的是，芸生是把辱骂作为无产者作品的一种标志。这种“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这是当时一部分向往革命但又对工农大众缺乏正确认识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如不及时纠正这种错误意识，便会有损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此，鲁迅是有着深刻认识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随意骂娘是“上海流氓的行为”，而不是工农大众的本质; 左翼的或进步的作家在塑造工农的形象时，应该描绘他们的优秀品质，并以此去纠正某些无产者喜欢骂人的坏脾气。

芸生的辱骂战术，为工农罩上了不光彩的的面影，而他的“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的对论敌的恐吓，更是“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无形中歪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客观上有助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共产党“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的反动宣传。鲁迅一方面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只求一时快意而不讲对敌斗争效果的 “卤莽之极” 的错误。一方面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例义正严辞地驳斥了敌人对工农革命的诬陷。他站在党的政策的高度，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 “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至于阶级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鲁迅讲求对敌斗争的策略，并非 “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而是强调论争艺术： 注意寻找到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害 “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

无聊的攻击，辱骂的战术，鲁莽的恐吓，是三十年代初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在左翼文艺界不良倾向的具体表现，它不仅阻碍了左翼文艺运动自身的健康发展，也影响左翼作家和同情乃至支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文人学士的团结。鲁迅及时觉察了这种恶劣文风的危害性，他结合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论争原则，既驳斥了敌人的无耻谰言，又批评和纠正了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不良倾向，表现出他高度的斗争艺术以及对左翼文艺的殷切希望。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情与理有机结合的典范。寄情于理，以理显情是本文主要的艺术特色。鲁迅在文章中，辩证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论争原则及注意批评的感情尺度的问题。理是抒情之基础，情应有助于理的阐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因理灭情，也不可因情异理，它们都应该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为准则。“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

鲁迅的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文，这不仅和他的思想感情密切相连，还与他生动活泼的行文，准确凝炼的语言分不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本是一篇严肃的批评文章，但行文生动活泼，轻松幽默。作者在批评辱骂的恶劣文风时，不是板起面孔，而是用“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等寓庄于谐的笔法，使读者在轻松幽默中思索辱骂战术的危害性，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对于骂，鲁迅把它分为 “热骂”“笑骂”“怒骂”和“辱骂”。前三种“骂”虽然也有细微差别，但能触及对方的灵魂，揭露对方的本相，是鲁迅所赞成的一种致敌于死命的战术。至于辱骂，则是不关痛痒的流氓式的随意谩骂，是鲁迅所反对的。透过鲁迅对“骂”的分类，我们既看到他使用语言的准确凝炼，也看到了他那严肃的战斗者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