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原文与赏析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析】 1927年7月16日广州 《民国日报》 以《新文学巨子鲁迅先生之公开演讲》为题报道：“先生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多年，本年抵粤，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当教务长，多所擘画，士子赖之;刻已辞职，行将北上，专心著述，并拟经营出版事业。故本市纸行街知用中学，特 于今午 (星期六十二时半)请其公开演讲，题为《读书杂谈》，欢迎各界士女到听。先生为文学上的大革命家，际兹革命与读书空气正在紧张之时，想青年诸君必乐于研究此种问题，断不肯失之交臂也。”旧报抄引，多少可知本篇演讲纪录稿的来由。

开头一段，为引言。“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应邀而来，“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这显然是临时入席的谦辞，要讲什么呢?“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言简意明，道白演讲的意旨，与题目呼应。“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这是破题之后的解释“杂谈”，仅为“参考” 的 “个人的意见”。副标题也只称 “讲”，以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随和，亲切，无俨然“好为人师” 的架势，有相聚叙谈，畅所欲言的风度。

第二段 “说到读书”，鲁迅十分诙谐地解释不可“简单”认为“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因为，读书“至少，就有两种”，即 “职业的”和 “嗜好的”之分。所谓“职业的读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读专业书;所谓“嗜好的读书”，就是兴之所至的“泛览”。鲁迅的立论在于劝诫不可单凭兴趣出发的读书，主张“泛览”，不赞成青年把自己的阅读兴趣的天地搞得很窄。“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这是针对相当盛行的夜郎自大的时弊，那种总以为自己学的是最好、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学问，都不屑一顾的时弊而发的。鲁迅力倡“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至于文学青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这些都是面向中学生讲的，既照顾其特点，又考虑其需要，力求联系现实，不让题目束缚思想，讲得娓娓动听，通俗易懂。

第三段，结合现状，回答了“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一是“分不清文学和文章”，二是“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三是“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鲁迅是针对当时的思想统治和读书现状，有感而发的议论。他寓有深意地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当然，“课外的书”多得很，胡适他们不是开过一大篇书目么?鲁迅明确地指出： 这类东西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 “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告诫青年学生不必去看，谨防上当。鲁迅强调读书要： “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尤其要“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千万不要“只看书”，把自己“变成书厨”，脱离社会斗争，把脑子“给别人跑马”，自己 “躲进研究室”。

最后，在青年读书分成两大阵营的形势下，鲁迅指出“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显然，这是诱导青年直面现实关心社会斗争，不要躲入书斋，不要被“有些学者”所骗。煞尾的结论，将自己一贯主张的“泛览”而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的读书方法，深入浅出地点出了精神。鲁迅倡导必须读书，但如果只是读书，变成了死读书，便不足为训。要“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强调“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演讲到此，鲁迅对于读书杂谈、分析和解释，是非常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他的独创见地和循循善诱，令人回味无穷。

鲁迅杂文的写法，从三言两语的“随感录”，犀利泼辣，到反复论证的“时论”，气势不凡，议论性强而有力，形成独具一格的杂文风格。有人认为既有“冷”的，表以“横眉冷对”; 又有“热”的，示以满腔热忱，“甘为孺子牛”。本文作为主要面向中学生的演讲，既无冗长的引证和赘述，又无枯燥的论述和说教。全篇直截了当，语语中的，能使听众丝丝入扣，如坐春风。虽属演讲记录稿，却亦能闪现“论驳是寓于形象性中”的特色。如“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比喻生动;又如“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劝告有趣; 再如“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 去摸门径去”，提示明确，等等。徐中玉的《关于鲁迅的杂文》认为“杂文的生命力是深深孕育和保卫在广大人民的心里”。本文值得揣摩的是鲁迅杂文“横眉冷对”的另一面，即对于中学生，对于文学青年，对于人民大众，充满了满腔热忱。所谓读书杂谈，鲁迅善于把一次很平常的演讲，化作诱导青年学生读书上进的讲话，化作同反动派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应视为北京时期“青年必读书”的斗争在新的现实环境和形势下的继续和深入。当然，由于黑暗势力统治下，环境十分恶劣，鲁迅只好“改些作法”，“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所以，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向中学生讲读书，司空见惯，谁也无可厚非。其实，“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等都是为了激起听众的思考和共鸣，启人上进。这已是把学校读书和社会斗争紧密联系了起来，远非单纯讲讲读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