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原文与赏析
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 “逃难党” 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 “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 “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爱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 “赴难” 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 “为反动派所利用” 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趯趯巉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 “走” 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 谨听裁择，并请
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
二十九日补记。
【析】 鲁迅在杂文创作中，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他所追求的是在具体的事理之外，挖掘出隐含的社会政治原因，使之直接呈现在读者的理性观照之内，从而使读者对于所论之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论“赴难”和“逃难”》即是这样一篇力辟俗议、廓清是非的时评，它与《学生与玉佛》、《逃的辩护》等文一样，通过对某些关于青年学生的种种议论的深入剖析，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统治 “攘外必先安内” 的投降主义真面目。
这篇杂文的锋芒其实并非完全指向周木斋对北京大学生的责难，而是借周木斋的错误论点展开议论，层层剥笋似地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国民党统治当局的险恶嘴脸一一暴露出来。鲁迅首先抓住周木斋文中 “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 的说法，列举1926年“3.18”惨案之后，青年学生还能举行追悼会和游行示威的事实，对比1931年“12.17”惨案，学生为促使国民政府抗日而发起的和平请愿，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镇压，并把死难学生说成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能召开的实情，证明北京改为北平，“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其责任决不在青年学生本身，而在于国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北洋军阀政府虽然腐败凶残，但还不敢公然撕下民主共和政体的幌子，而国民党当局却可以假借“党国”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施行暴力和专制。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同时，鲁迅笔锋一转，旁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勾划出他们献媚于权贵的真相。他们为了矫正青年“五四”式的“坏脾气”，与政府、军人、警察，侦探一样，“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他们提倡青年“走进研究室”，以销磨青年的斗志，为反动统治粉饰太平。假如学生不肯就范，那么他们就会施展一贯的诽谤伎俩，如散布“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受墨斯科的命令”之类的谣言，从而把青年推向反动统治的屠刀。鲁迅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认定了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只不过是一群国民党反动统治阴险的帮凶而已。
进而论及“赴难”，鲁迅指出青年学生在未经组织和训练之前，即上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无异于自蹈死地。那种“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的论调，貌似慷慨激昂，实则毫不负责。况且中国众多的兵警尚不抵抗，又如何责难赤手空拳的大学生呢?所以鲁迅反对大学生做这种无谓的“赴难”。至于“逃难”，鲁迅也并非完全赞同。多年推行的奴化教育，已使部分学生丧失了起码的自卫能力，即使逃了出来，也难免为黑暗的社会所吞噬。在这种情势下，斤斤计较于“赴难”与“逃难”的孰是孰非是毫无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在鲁迅的这种鞭辟入里的论说面前，周木斋对大学生的责难也就难以立足，反而显出了自己的肤浅和昏聩。
鲁迅采取了声东击西、借题发挥的战术，在对“赴难”与“逃难”的论辩中，乘机揭穿了国民党统治和现代评论派学者们的丑恶面目。尖刻的讽刺性与严肃的论战性的高度结合，以及寓理于情的表达方式，使此文产生了相当的艺术感染力。而这种感染力的形成，最终还应归结到作者对事物深入底蕴的观察。正因为鲁迅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包含的道理洞若观火，了如指掌，才使得这篇杂文的写作摆脱了那种自发的日常情感状态，而上升到一种清醒的内在的自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