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原文与赏析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 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 “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 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 “类乎” 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五月二日。

【析】 这是一篇文艺短论。作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内容决定形式;旧形式的采用，就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并指出具体的途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文章从 “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发端，提出旧形式的采用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因为形式与内容，作品与大众不能分开，所以新形式的探求必须适应大众化的需要，就须向旧艺术采取。然后说明怎样采取，一是向艺术史中消费者的艺术采取，一是向生产者的艺术采取，最后阐明前进艺术家的任务和方向，并指明具体的采取方法。其间并阐明了新旧形式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种艺术的对立，交融与区别，在短短的篇幅中寓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内容。

作者的观点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强调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精辟地阐明了采用旧形式与创造新形式的辩证关系。旧形式的采取，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是推陈出新。论述是严密的，新形式必须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但不是迁就，而应加以引导，既要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又要加以提炼，新形式出现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还需前进，不断完善。

作者论辩的艺术是高超的。他并不对耳耶的笔伐进行全面的批驳，而是抓住了他的逻辑上的失误，抽出他文中正确的话，肯定了他说的“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分开”是正确的，那么他的“类乎投降”、“机会主义”的指责就落空了。同时又指出他的矛盾：“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更揭发他的偷换： 将旧形式的采用指为 “为整个(!)旧艺术捧场”。然后便撇开不提，而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耳耶的笔伐便不攻自破，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敏捷和高超的论辩技巧。

文章仍显示了作者的一贯特色，形象地说理。如用“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 ‘类乎’ 牛羊”来说明“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 的采取方法，寓抽象的说理于精当的比喻，极有说服力。讽刺与反语：用打喷嚏来比喻艺术是灵感的爆发;说耳耶的笔伐是“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批评了讨论中不正常的倾向。肯定耳耶是“正直”的，却就揭出了矛盾。总之，这一篇短论体现了作者丰富严密，简约明快，富于论辩色彩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