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韦素园》原文与赏析
素园兄：
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早收到了。还记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复。因为信件多了，一时无从措手，一懒，便全部懒下去了。连几个熟朋友的信，也懒在内，这是很对不起的，但一半也因为各种事情曲折太多，一时无从说起。
关于Gorki的两条，我想将来信摘来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 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我所译的T. iM，篇幅并不多，日译是单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还有一篇论W. Hausenstein的，觉得很好，也许将来译它出来，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开天辟地》(现在已到“尧皇出世”了)和《封神榜》这些旧戏，新戏有《黄慧如产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学家是在讲革命文学。对于Gorky，去年似乎有许多人要 他的著作，现在又不听见了，大约又冷下去了。
你说《奔流》绍介外国文学不错，我也是这意思，所以每期总要放一两篇论文。但读者却最讨厌这些东西，要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所以这里有些书店，已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觉得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罢。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现在正在翻译Lunacharsky的一本《艺术论》，约二百页，下月底可完。
【析】 在这封书信中，鲁迅倾吐了对收信人的关怀之情，表达了他对翻译革命文艺论著的重视，驳斥了反动派对他的人身攻击。信笔写来，无事雕琢，但在字里行间，激荡着作者感情的潮流，使人读后，自然亲切，爱憎分明，剖白事理，是非清晰。
坦诚真挚的感情是本文的特色之一。收信人韦素园，二十年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之一，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系未名社的中坚力量。译著有果戈理的 《外套》等。由于艰苦的生活，繁 重的学习 与工作，他开始大量咯血，以至一病不起，从1927年春起，住进西山福寿岭疗养院。素园决心与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因无法起床，他一般都伏在枕上看书写字，毫无悲观失望情绪。1929年5月，鲁迅赴京省母，其间，曾亲自去西山探望韦素园。见到素园，他在高兴之中又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忆韦素园君》)。因而，鲁迅接到韦素园的来信，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这封书信中，首先，鲁迅向他表示歉意，先后接到两封来信，均未及时回复。在叙述主客观原因时，流露出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情，句句贴心，暖人心怀。其次，关怀他的病体，支持他的事业。认为“倘若技痒”，则去翻译如《黄花集》中那种诗歌、小品类的短文，勿去翻译“很费力的硬性文字”，类似理论性的文章。并同意将韦素园指出的，郁达夫两处误译的意见，摘登在《奔流》杂志第10期上。热语相慰，款款情深。
援引事实，以理服人是本文的另一特色。1927年左右，鲁迅的世界观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到达上海后的近两年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多次的联系，思想上受到启发。1928年，一场 “革命文学”论争，促使他自觉地学习、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他又从上海内山书店，接触到不少日本进步文学界翻译与编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著作。这一切都使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真理，于是，他就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并似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一样，想方设法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①。
在这封书信中，鲁迅采用大量的耳闻目睹的事实，来强调介绍、翻译科学的文艺理论和革命作家作品的重要性; 从读者 (包括观众)、作者和出版部门三个方面，揭示出当时文坛的死气沉沉、乌烟瘴气。其一，市民们看的是《开天辟地》、《封神榜》这类旧戏，新戏则有《黄慧如产后血崩》等，鲁迅用括号中的两句话，表明了自己贬斥的态度。至于读者，有些人则重小说，轻视理论，尤爱“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其二，有些文学家，仅在口头上“讲”革命文学，而无实际行动，例如，不少作家扬言要译高尔基的著作，然而，只听其声，未见其行。其三，有些出版商“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他们从营利出发，盲目迎合部分读者的趣味。鲁迅用种种具体的事实，阐明深刻道理。他说：“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认为“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并在编辑《奔流》刊物时，“每期总要放一两篇论文”。鲁迅语重心长地表明了，介绍、翻译革命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已是文艺界势在必行、急不可待的任务。读者从“现在正在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本《艺术论》”的附言中，清楚地看到，鲁迅不仅这样认识问题，而且身体力行，重在实践。1929年间，鲁迅翻译了不少论著，写了许多译文序跋，这与只“讲”不做的文学家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辛辣的嘲讽，冷静地判断是本文的又一特色。鲁迅与许广平，在一致“反抗旧社会”的基础上，从师生、战友发展到夫妻关系，其中，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正如鲁迅后来所说的： “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②。这封信中提到的 “新生活”，正是那些 “下石”、“诬蔑” 者对鲁迅的攻击。
作者沿着时间的顺序，先写在厦门初闻谣言时的感受，“那时我很愤怒”;再写在广州时的事实，“将这些事对于密斯许说了”;后写到上海来两人的结合，“我也劝她同来了”。事实经过的叙述，有力地揭露了流言制造者的丑恶本质，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③; 清楚地表达了鲁迅对这类人物的蔑视。鲁迅原先不敢表达对许广平的爱，怕自己不配，“深恐辱没了对手”，一旦看清了流言制造者的言行思想的本质及其企图，自信不必压抑自己的感情，可以去爱，此时，先前大放流言者却又 “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这就是鲁迅对他们下的结论。书信的结尾处，作者写道：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这反衬、对照了诬蔑者的卑劣，显示出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对待这种人身攻击，鲁迅既无声嘶力竭的谩骂，又无空洞抽象的议论，而是闲闲写来，冷静剖析，反语相讥，尖锐有力。鲁迅清楚地看出，这种人身攻击，不过是这类人物惯于玩弄的种种花样之一，终究他们是“没有骨力” 的，等待他们的必是失败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