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许广平》原文与赏析
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刻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廿七)，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演说，经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了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间壁的礼堂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究竟还是物理学教员有本领，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为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其次如在北京所说则较为安全，但非经面谈，一时也决不下，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所以前信所说恐怕难于脱身云云，已经不成问题，届时他只能听我自便。他自己呢，大约未必走，他很佩服陈友仁，自云极愿意在他旁边学学。但我看他仍然于厦门颇留恋，再碰几个钉子，则来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 (比我颓唐得多)，或则太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恐怕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请我做序，真是殊属胡涂。有几个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或者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更好的工作，待面谈后再定。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时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一看就知道。自己也知道这是须改变的，我现在已决计离开，好在已只有五十天，为学生编编文学史讲义，作一结束(大约讲至汉末止)，时光也容易度过的了，明年从新来过罢。
遇安既知通信的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或者是在研究HM是否真在羊城，亦未可知。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HM在厦门之说也。
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未知如何?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离开为宜，但不知可有这样相宜的处所?
迅。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时
【析】 《两地书·八二》是许广平答复《两地书·七三》的回信，这则信与许广平继续讨论前两信的问题。
许广平在回信中不但在鲁迅三条道路的选择中给了“光”，而且对鲁迅的婚姻问题也坦率陈词：“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你一方面反对这遗产，一方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有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几句话对鲁迅的心理真是一言中的。鲁迅不但承认了而且解释当时接受这婚姻安排，因为革命时代死无定期，“预料是生活不久的”，后来则“弊病百出，十分无聊”。而对于“不敢舍弃”，实在是为了生活与地位，很怕自己采取了对这婚姻的决绝行动而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力量。这里鲁迅相信他的力量还是对现实战斗有作用的。
当许广平回答应该选择第三条道路，“尽人事，求生活”，这确实给了鲁迅以信心。她对与鲁迅的结合看得十分实际。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两心相契，这就是最崇高的结合，一切人为的形式，无知的物议，都是不必考虑的，需要考虑的却是鲁迅那 “处处为人着想”，“生怕对不起人”的责任感与虔心，对此她十分谅解而且尊崇。她诚挚表示，对鲁迅已有的家庭仍应尽人事;对她与鲁迅结合，则须 “求生活”。则此两者，就是努力去做的目标。对这一个经过如此长久的理解、相契、共同战斗的爱情结合，岂有他哉!
这一明确的答复真是“一条光”，鲁迅感到许广平的决断力，这给了他无尽力量，他决心改变自己的“农奴”生活，而且确认为第三条路“直接了当”，“而细心一点，也可以比较的安全”。为此，他对自己生活从头作了安排，本来还打算“再熬半年”，而现在则决定离开厦门，接受中山大学聘约，而且要求许广平也在同地，希望他们的相聚可以给自己力量。
这是给他生活以及工作的力量。为了工作他不但要有来自身的力量，也要求社会承认他的力量，第三条直截了当的方法不致于对这方面有影响。这给予鲁迅很大信心，他放弃了那些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或 “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等等片面过激的设想，相反他对未来有了明确的切实的计划：继续教书，做文艺运动，为真诚的青年工作。
信中表示要结束这半年来的空虚与悲哀，这都表现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从北京南下，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但厦门的空气也是那么死气沉沉。鲁迅四顾茫然，不但没有战友，也失去了战斗的环境，不禁会感 “空虚”。几年来的笔墨战斗，剖析自己，抨击别人，总希望去理解真理与真实。但是一旦回顾，也觉得难以说明自己在青年中的价值，这又感到淡淡的哀愁，这体现了鲁迅博大心胸与不懈的追求。然而鲁迅却愿意摆脱这莫名的悲哀了，并相信可以改变，想到明年与许广平的相聚，他预言道，“明年从新来过吧!
这封信言简意赅，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史上重要的篇章。这感情的完成竟是建立在个人人生观的改变上的，鲁迅正在在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与保卫自身生存价值两个观点中选择了后者，才毅然摆脱了农奴生活，去接受他应该得到的爱。同时，这感情也是在与社会战斗历炼中完成的。鲁迅不愿使这种感情遭人物议，极力隐忍。但那不负责任的流言却是有力的压迫，鲁迅终于认为这高尚的感情有权利表现自身，无须隐含，无须包藏。
鲁迅的探求与许广平的答复的终结就是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