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略论中国人的脸》原文与赏析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 《相人》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大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独有两眼歪斜，张嘴露齿，却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相貌。不过我那时想，其实并不尽然，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所以格外形容得过度了。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
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暂且中止讨论罢。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一到广州，我觉得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半是“国片”，有古装的，有时装的。因为电影是“艺术”，所以电影艺术家便将这两种多余加上去了。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 “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可见不如此，是连善人杰士也做不成的。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可惜电影一开演，电灯一定熄灭，我不能看见人们的下巴。
四月六日。
【析】 本文篇末注明“四月六日”，这标明写作的时间在1927年，《鲁迅日记》有载：“六日雨。清明，休假。”是时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繁忙教务之余，趁清明日休假，写成了这篇著名的杂文，发表在当年11月25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21、22期合刊上，前后距有7个多月。
鲁迅杂文形式至备，丰富多样。既有议论性的，也有记事性或抒情性的。本文始终不发议论，仅将过去和现在各种关于脸部表情的观感，叙述一通，索性避发议论，让人们读后稍作思考，题旨真意便可分晓。这是构思别致，写法独特的一篇，不似层层递进，反复论证，气势不凡的议论性强的杂文。
从结构上来看，开头至“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止，为第一段，从“初看见西洋人”，到中国人的相貌，从“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到 “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都围绕着“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来说开去，涉及中外古今的种种脸谱，以示中国人部分人们相貌，“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这一开题，便紧扣题目，气势不凡;从“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至“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为第二段，引用日本评论家的《猫· 狗·人》书中《中国人的脸及其他》的立论，从“初见中国人”到 “久而久之，看惯了”，印象不一，说到“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即 “兽性”。于是得出一个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这样，“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而只剩了人性的”。借题阐明“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于是，“合于下列的算式”：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倒是不很有趣的”。这里酷似数学公式，但却是非直指的，不但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而且曲折有致，以委婉风趣的语言，发人思考，富有艺术魅力。这里，既不像科学语言那样单纯从逻辑上论证，又不似一般说理文章那样反复议论，急于在道理上说服人。从“中国人的脸上真可有兽性的记号的疑案”至完，为第三段，以“我只要说近来却在中国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脸上，看见了两种多余”作为话题，呼应了开头的相貌两派：“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从而引例广州看的“国片”电影有古装的和时装的，前者的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后者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从“狡猾”到 “上海洋场式的狡猾”，画出了其相像特征。煞尾道出 “广州现在也如上海一样，正在这样地修养他们的趣味”哩。这显然是含有讽刺的微笑，耐人寻味。
当时，处于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夕，四月一日，鲁迅与成仿吾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30期上，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在上海等地的侵略和屠杀，主倡中英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共同战斗。虽不是鲁迅手笔，却能反映鲁迅的立场和思想：“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所以特别郑重。”鲁迅和战友们公开表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颇值瞩目。几天之后，写出本文，以“中国人的脸”为题，略作议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所谓人的“野性” 的 “消失”，指“驯顺”，不知反抗，甘为被豢养的奴才。“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算式，概括了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屠杀人民的奴才十足的中国反动派，其狰狞的嘴脸，刻划得入木三分。
本文以叙述“中国人的脸”为主，具有生动、鲜明的形象性。行文雍容，用笔幽默，画出了不同的脸谱。从“外国人特地要奚落我们”的“满洲人连累我们的”相貌，到“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的“不大雅观”的脸相;从日本长谷川如是闲笔下 “中国人的脸”，到吴友如的 《画报》的 “脸相都狡猾”，国产影片人物的善人杰士“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形形色色，维妙维肖。自然，突出的是两道算式的相貌，即西洋人和某一种人的比较，兽性和家畜性的比较，勾勒出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中国反动派的形象入画，虽无强烈的议论和逻辑的推理，却集中比较，从“中国人的脸” 种种，留心到最为丑恶的鬼脸，令人深思。
鲁迅杂文擅长创造鲜明的形象，“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几乎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且不说塑造的叭儿狗之类的形象，就以“中国人的脸”的描写，笔锋犀利，寥寥几笔，刻划出形形色色的脸谱。毛泽东说过：“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 它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
”处于当时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的时际，只好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写出“吞吞吐吐的文章”，让读者从“中国人的脸”自行联想发挥，臆测题旨，尤见杂文形象性的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