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无花的蔷薇》原文与赏析
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
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 也还是爱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勗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3
有人说我是 “放冷箭者”。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5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 ( 《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 ‘有根’ 了。” 而且 “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 的名词。” ( 《晨副》 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 ( 《现代》 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 ( 《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 (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 “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9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 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 “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了。
二月二十七日。
【析】《无花的蔷薇》一文写于1926年2月。这也是一篇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毫不留情面作斗争的檄文。从表面上来看，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恩恩怨怨，总夹杂着某些个人的情绪，其实，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从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来看，正是思想观念的差异，才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论争。鲁迅显然是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热情，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向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则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为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因此，鲁迅与他们之间的论争，就决不是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公心。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鲁迅为什么会调动一切艺术手段，通过杂文的形式来展开斗争的原因。
从文体的角度来说，在这篇文章当中，鲁迅是采用了随感录的文体形式。这种形式的特点在于论述的精辟，能够直接切入正题，发表个人的独到见解，一般不需要作过多的论述，因而这种随感录形式的文体，在论争中就以其鲜明独到的见解，短小精悍的文体，产生强烈的效应。事实上，在论争中长篇大论固然有它的作用，然而这种短小精悍，见解深刻独到的随感，则更犹如一把匕首，直取对方的要害而加以解剖之，就更显得锋利，精辟。像文章中针对“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献媚的特点，就紧紧扣住其言行，例如徐志摩当时说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是“时行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来加以直截了当的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莫非从 ‘诗哲’ 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这种直言不讳地表述个人的感受，不加任何的掩饰，任何的铺垫，不仅表现出鲁迅先生光明磊落、心底无私的高尚品德，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其杂文艺术的高超和娴熟。
由于论争的实际需要，为使个人直观的感受不流于空泛的议论，在文章当中，鲁迅还时常以带有哲理色彩的警句和格言，来使精辟的论述，表现出更加凝重和具有思想的深度。像文章中所写道的：“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却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这些带哲理色彩的警句和格言，显然不仅仅只是针对当时的某种现象而言，而是力求从现象出发，将个人直观感受上升到能概括出事物本质的高度来进行论述，这样既能指出事物的要点，抓住特征，又能显示出论者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与此同时，文章随感录形式的文体，还根据论争的需要，采用了摆事实的实证方式，即为了驳斥对方的谬论，往往实录对方的言论，像在文章中实录志摩先生的言论，西滢教授的言论，并略加个人的一点感想，这样就使对方的言论大曝光，并不攻自破，在大众面前暴露出其险恶的用心。由此可见，这种将感受融警句格言、实证于一炉的杂文艺术，正是鲁迅杂文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