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忽然想到》原文与赏析
五
我生得太早一点，连康有为们“公车上书”的时候，已经颇有些年纪了。政变之后，有族中的所谓长辈也者教诲我，说：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非图谋不轨而何? 我想： 诚然。可恶得很!
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心的反抗，那时还不算什么犯罪，似乎诛心之律，倒不及现在之严。
但这心的反抗，也还是大人们引坏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常常随便大说大笑，而单是禁止孩子。黔首们看见秦始皇那么阔气，捣乱的项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没出息的刘邦却说：“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是没出息的一流，因为羡慕他们的随意说笑，就很希望赶忙变成大人，——虽然此外也还有别种的原因。
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在我，无非只想不再装死而已，欲望也并不甚奢。
现在，可喜我已经大了，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罢，无论用了怎样古怪的 “逻辑”。
我于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说笑起来，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经人的钉子：说是使他们“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们的世界，现在是少年们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们虽异，而其禁止说笑也则同。那么，我的死相也还得装下去，装下去，“死而后已”，岂不痛哉!
我于是又恨我生得太迟一点。何不早二十年，赶上那大人还准说笑的时候?真是“我生不辰”，正当可诅咒的时候，活在可诅咒的地方了。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四月十四。
六
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国的学者们也早已口口声声的叫着“保古! 保古! 保古! ……”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长城久成废物，弱水也似乎不过是理想上的东西。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于是外面的生力军很容易地进来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至于他们的历史，那自然都没我们的那么古。
可是我们的古也就难保，因为土地先已危险而不安全。土地给了别人，则“国宝”虽多，我觉得实在也无处陈列。
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 “涅槃! 涅槃! 涅槃!”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而外国人所得的古董，却每从高人的高尚的袖底里共清风一同流出。即不然，归安陆氏的皕宋，潍县陈氏的十钟，其子孙尚能世守否?
现在，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 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总读过古书，“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该不能说是禽兽行为罢。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
四月十八日。
【析】 《忽然想到》五、六，原为两篇，写作和发表于不同时间，后合并入集。因其内容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两篇合起来，则更有助于理解。
《忽然想到》(五)主要揭露统治阶级的“暴君的专制”和“愚民的专制”。所谓“暴君的专制”，指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当时的北洋军阀的专制，所谓“愚民的专制”，指的是封建主义文化的专制。鲁迅引约翰弥耳的话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指出“愚民的专制”之危害，尤在 “暴君的专制”之上，“愚民的专制”的实质，在于泯灭人们的反抗意志，岂止此而已，连说笑也被视为是放肆，人人“变成死相”，这实在是一种对灵魂的荼毒，是封建统治者和卫道士们的一种更为阴险毒辣的统治手段;而在暴君的专制下，人们毕竟还有冷嘲，这就是反抗之心未泯的表现，这种冷嘲是一种清醒的人们反抗的另一种方式。两者相比较，“愚民的专制”危害尤烈。鲁迅一直认为，要改变中国，首先在于改变国民的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因此，他写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忽然想到》(六)则侧重直接揭露那些保古家、国粹家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对民族发展的巨大危害。指出“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文中坚定有力地宣称：“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就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存，必须是以有助民族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为条件，决不能被沉重的传统泯灭了民族的生机。文章批驳中国的保古家和国粹派，是把他们与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系起来的。指出：“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指出了那些“帮同保古”的外国考古学者对中国的恶毒用心。但因为他们是“外人”，“虽然可恶，却还不奇”，“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这当然就不仅仅是迂腐、守旧，而实则是禽兽不如了!
两则随感都采用对比的手法来表明作者的观点和看法。首则以自己年少和“大了”的感受加以对比。来说明“愚民的专制”的实质;末则以外国“帮同保古”的考古学者的行为和中国的保古派、国粹派来对比，既指出“外人”用心之险恶，也指出了中国的国粹派的危害，在对比中把作者的观点表现得更其鲜明。两文的感情表达都较为直接。首则的结尾和末则中“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全都踏倒他”，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很好地表现了鲁迅反对复古主义的坚定的立场态度和对复古主义的国粹派、保古派的愤慨之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忧急，读之使人动容。文章也写得生动形象。如说“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把封建主义的思想专制下人们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又如说“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个比喻既贴切，也生动，有助于表现作者的思想。
此外，两则随感在表现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末则中“外国的考古学者们便联翩而至了”的文字，在作品中三次出现，并提行写出，既有对于这“有些外人”的险恶用心的愤怒，也带有警醒的作用，这种手法，首则中就不曾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