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原文与赏析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的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 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 ‘挂旗!’ ‘是，挂旗!’ 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来看，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N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利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 ‘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 ‘没有辫子好……’ ‘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 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 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N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囔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 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 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
N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一九二○年十月。
【析】 小说通过N先生的无辫之灾，抒发了作者的多重悲哀。
双十节到了，北京的“国民”们忘却了纪念，以十分漠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日子。原因何在?是由于“纪念也忘却了他们”，革命并没给他们带来什么，除了革掉一条辫子，乡下却连辫子都没革掉。一切“内骨子是依旧”。但在这革命的途中，多少热血少年曾受苦受难、流血牺牲，所得的却是国民如此的冷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 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纪念使人痛苦，忘却倒是幸福。
然而这革命却也曾带来短暂的欢欣，当初因为无辫而受难，同事避之惟恐不远，官僚防之惟恐不严，一路冷笑恶骂，本家预备告官，终日如坐冰窖，如临刑场。第一个双十节后，终于可以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不过这条辫子本非我们民族固有，那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才被种定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才不过200多年，人们却早忘记这段血史，反而成了辫子的维护者，跟着来歧视，来迫害了。
一条辫子的革除，反映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作者似乎遇到了困难的选择：N先生自己很早就剪了辫，却阻止学生剪辫;自己抗争，希望别人妥协; 为国民的麻木健忘而愤慨，却又怕唤醒他们起来吃苦，愿他们从昏睡入死灭。他借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作者后来曾回答说：“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
由于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作为小说的主要材料 (N先生的遭遇大体上是作者自己的遭遇，参看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三)》及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因此N先生的感受与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己的情绪。作者认为“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所以“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然而他自己却偏要作“绝望的抗战”，但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事实上，本篇小说里有失望、有悲哀，然而更多的却是愤激。而这愤激，正植根于作者至高无上的民族责任感的。
这篇小说的特点，首先在角度的选择。作者选择了一条辫子的遭遇来“舒愤懑”，一条辫子与一场终于结束了2000年帝制的革命，轻重相差得太远，然而这辫子却不单由满人种在头上，也植根在民族的痼疾里，所以辫子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就紧密相连了，这就便于表达作者极为复杂的感受，对辛亥革命的欣喜和失望，对民族病根的忧虑与愤慨，在简洁与单纯的结构中寄寓着博大与丰富。
其次是反语的运用。全篇是围绕“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为中心展开的。一场流血革命的结果，竟然只是可以光着头皮在街上走，一条辫子，何其轻微，千万高贵的头颅又何其沉重，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效果。因此小说的整体结构是建立在反语之上，这就构成了蕴蓄全篇的反语概念。所以，我们看到N先生得意的笑容，却分明感受到他的辛酸苦痛;听到的是N先生对辛亥革命的赞美，感受到的却是他深重的失望。小说末尾，我们读到的是激愤的言辞，而感受到的却是一颗对我们民族满贮热爱的心。
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使用了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距离原理。既然小说用了作者自己的经验，那末N先生便是一个替代作者的角色，但作者与其替代者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距离的获得是由于用了戏剧化的叙述。读者不会将作者与N先生混淆。同时，作者将N先生的叙述置于一个故事的倾听者“我”的叙述的更大的框架中，N先生便成了被塑造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脾气乖张，无谓生气，不通世故。并让他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如用手杖拼命的打了几回)，来增大距离，这是一篇将反语、戏剧化叙述与审美距离成功结合的技巧复杂的小说。
本篇还溶进了若干杂文的特点，它的叙述方式，如对北京双十节简炼传神的描写所产生的讽刺效果，关于头发的受难史的知识，排比、哲理警语等所构成的抒情效果和政论特点，都是我们在鲁迅的杂文中所习见的，所以这又是一篇杂文化的愤激小说。读者于欣慰中见悲哀，于轻松中见沉重，于调侃中见痛苦，于冷嘲中见热烈，于愤激中见赤诚，引发了读者对于民族与历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