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叶紫作《丰收》序》原文与赏析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 不要骗人罢! 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第三种人”教训过我们，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 《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 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

【析】 1931年10月出版的《现代》一卷六期上刊登了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此后他又写了《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在上述文章中，他借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为由，提出文学应超政治和超阶级做“第三种人”的主张。对苏汶的谬论，鲁迅予以驳斥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①即使如他所说：他们只是做一个“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但鲁迅认为也要作具体分析，“因为不问那个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②。如果说鲁迅在理论上已驳倒了苏汶，那么此文便以叶紫的创作实践作为对苏汶进行批驳的论据了。

叶紫的《丰收》共收6个短篇，对其内容，鲁迅没有一一复述，他特别予以提出的《电网外》也只是从它的客观效果上说明它的价值： “当 《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鲁迅之所以给《电网外》极高的评价，与这篇小说的内容分不开的。主人公王伯伯是一个忠厚朴实的老农民，当红军日益逼近自己的家乡时，驻守在本地的反动军队极度恐慌。为阻止红军的到来，他们架设了电网。由于他留恋自己的几间房子，不肯随儿子投奔红军，结果房子被烧，媳妇和孙子被杀。王伯伯觉悟了，他跳下准备用来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了，放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去了”。其余5篇虽故事各异，但就题材说，“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然而都发生于现实生活中，都足以说明当今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围绕这部小说，鲁迅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回答了 “第三种人” 的责难。

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是一种客现的存在，而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因阶级压迫而造成的惨状远胜过幻想世界中的“阴阳界”。“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丰收》 中所反映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之相反，“第三种人”妄图在自己作品中回避这残酷的现实，妄图粉饰太平，既是自欺，又是欺人，鲁迅责问苏汶道：“‘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二.文学源于生活。因此作品的价值取向的第一要义便是文学的真实性。所以他特别推崇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创作：“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比之于这两位大作家来，叶紫的《丰收》更充满着血肉，它直接取材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在家乡的见闻。熟知叶紫身世的人都知道，当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掀起高潮时，其父亲、叔叔、姐姐都是农会积极分子。“四·一二”政变后，他们都惨遭杀害。由于上述经历，鲁迅才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他的血和泪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和控诉的态度。要这样的人“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三.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反映和审美表现，而文学批评则是用其理论对这个反映和表现进行裁判或经验总结。由于它们的密切联系与合作才创造出文学辉煌的历史，没有文学创作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却可以通过它的“发现”帮助文学创作有一个更新的起点。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创作和批评都脱离不了阶级利益，因而批评家都各有自己的尺度。苏汶攻击左翼批评家是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人被捉住之后，“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它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就文学批评的阶级性而言，苏汶的话是说对了，但鲁迅反过来问苏汶，难道反动当局不也是这样吗。他讥讽道：“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国民党中央已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就是这样的一张床，它是不是专为“第三种人”设计的呢?“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天下真会有这等事”。鲁迅说了句反话。

这既是一篇序，又是一篇文学批评，鲁迅将两者很好地揉合在一起。它因将道理寓于小说题材的阐发中而避免了文学批评中常见的空洞说教的弊病，也因有了理论上的阐发也就没有了序文中常见浮泛的毛病，可谓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