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反“漫谈”》原文与赏析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 的确可爱。真是 《语丝》之所以为 《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 《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 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 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 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 “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 “做官”! 不然，为什么叫 “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附加一句警告： 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 “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析】 封建社会历史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把教育认真当一回事。到了民国初年，所谓的教育更是一个空架。1927年8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面对着大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不同性质的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这种违背教育特点的做法当然立刻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许多评论、抨击的文章纷纷而出。鲁迅的 《反 “漫谈”》 也是其中一篇。
《反“漫谈”》是从北大教授徐祖正的《教育漫语》生发开来写成的。鲁迅别出心裁地摘取了“漫谈”二字，“反”其意而论之，意思是和军阀政府“漫谈”教育是谈不通的，只能从反面看，从反面做文章;也因为此，“反‘漫谈’”还包含着反对和这些军阀官僚谈诸如教育等一切正经事的意思。
为什么不能和北洋政府谈教育? 因为鲁迅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他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了十多年的职，看过“一打以上”的教育总长像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早已洞悉这个政府的官场奥秘。他们只是要权要钱要私利，何尝有半点真心为国为民办事之心?所以徐祖正教授等知识分子要和他们“漫谈教育”，真是“迂论”十足。鲁迅辛辣地指出：“对 ‘教育当局’ 说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 (即关键字眼——笔者注)看错了： 以为他要来办 ‘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 ‘当局’ 的。”那些官老爷们，所以出任教育部门的主管，并非是来办教育，而 “十之九是意在 ‘当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 ‘做官’”。还有十分之一呢? 虽然“意并不在当局”，却也有别的并非办教育的原因，诸如文中所说的为某某公司财团立案表决时多一个赞成票等等。总之，当官就是谋私利(主要是自己的，或小集团的)，什么“教育”不“教育”，不过是幌子而已。
鲁迅这个一针见血的看法是有大量事实作根据的：一、教育总长设置的随意性。教育总长并非特别杰出的有识之士所任，“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也并非学有专长、富有教育经验的人所任，“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教育是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些都是北洋政府十多年来贻笑天下的丑事，有案可查，有文在录的。说明北洋政府根本不把“教育”当一回事，设立“总长”一职，不过是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二、鲁迅亲身经历。鲁迅曾见过“一打以上的总长”在任，其中有两位以喜欢下属上条陈出名，似乎真的很肯办“教育”。但奇怪的是下属们的条陈“纷纷”，却均如泥牛入海。终于一天鲁迅明白了，“看条陈”是他们做官内容的一项，仅“看”而已，并非去做的。总之，要和北洋政府 “谈教育”，无异于对牛弹琴。文章通过对“当局” 的解剖，巧妙地剥开了北洋政府的画皮。
《反“漫谈”》之妙，首在构思奇巧。在众多的抨击、评论北洋军阀的文章中，有“谈”的，有“骂”的，有“讥讽”的，有“耻笑”的，但无一不从教育的规律、特点谈起。这也是必然之理： 对方违背事物本身发展规律，当然应该以这方面的道理驳之，如此方显得立论稳实、义正词严，然而鲁迅偏偏撇开这条正道，另辟蹊径，从背后向敌人投出枪刺：北洋政府根本就不知，也不管“教育”是什么，何必与他们费什么唇舌!这批军阀不过是想当官，以更严地控制教育界，谋取更多的私利!一下将他们的假面具从背后掀开。这样做比之正正经经地论述教育规律、特点，然后认认真真地驳斥北洋政府的做法，费力既少，效果又大，还给读者带来新奇的趣味，可谓一举三得。这种构思之妙，又表现在驳论的突破口的选择上。文章从“漫谈教育”谈起，扯到“教育当局”，然后紧紧抓住“当局”二字做文章，毫不松口，将反动派的本质毫不容情地揭露无遗。文中反语、谐语大量使用，幽默之味盎然，讽刺锋芒暗隐，更使《反“漫谈”》表现出鲁迅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