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反“漫谈”》原文与赏析

鲁迅杂文《反“漫谈”》原文与赏析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 的确可爱。真是 《语丝》之所以为 《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 《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 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 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 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 “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 “做官”! 不然,为什么叫 “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附加一句警告: 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 “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析】 封建社会历史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把教育认真当一回事。到了民国初年,所谓的教育更是一个空架。1927年8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面对着大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不同性质的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这种违背教育特点的做法当然立刻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许多评论、抨击的文章纷纷而出。鲁迅的 《反 “漫谈”》 也是其中一篇。

《反“漫谈”》是从北大教授徐祖正的《教育漫语》生发开来写成的。鲁迅别出心裁地摘取了“漫谈”二字,“反”其意而论之,意思是和军阀政府“漫谈”教育是谈不通的,只能从反面看,从反面做文章;也因为此,“反‘漫谈’”还包含着反对和这些军阀官僚谈诸如教育等一切正经事的意思。

为什么不能和北洋政府谈教育? 因为鲁迅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他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了十多年的职,看过“一打以上”的教育总长像走马灯似地上台下台,早已洞悉这个政府的官场奥秘。他们只是要权要钱要私利,何尝有半点真心为国为民办事之心?所以徐祖正教授等知识分子要和他们“漫谈教育”,真是“迂论”十足。鲁迅辛辣地指出:“对 ‘教育当局’ 说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 (即关键字眼——笔者注)看错了: 以为他要来办 ‘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 ‘当局’ 的。”那些官老爷们,所以出任教育部门的主管,并非是来办教育,而 “十之九是意在 ‘当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 ‘做官’”。还有十分之一呢? 虽然“意并不在当局”,却也有别的并非办教育的原因,诸如文中所说的为某某公司财团立案表决时多一个赞成票等等。总之,当官就是谋私利(主要是自己的,或小集团的),什么“教育”不“教育”,不过是幌子而已。

鲁迅这个一针见血的看法是有大量事实作根据的:一、教育总长设置的随意性。教育总长并非特别杰出的有识之士所任,“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也并非学有专长、富有教育经验的人所任,“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教育是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些都是北洋政府十多年来贻笑天下的丑事,有案可查,有文在录的。说明北洋政府根本不把“教育”当一回事,设立“总长”一职,不过是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二、鲁迅亲身经历。鲁迅曾见过“一打以上的总长”在任,其中有两位以喜欢下属上条陈出名,似乎真的很肯办“教育”。但奇怪的是下属们的条陈“纷纷”,却均如泥牛入海。终于一天鲁迅明白了,“看条陈”是他们做官内容的一项,仅“看”而已,并非去做的。总之,要和北洋政府 “谈教育”,无异于对牛弹琴。文章通过对“当局” 的解剖,巧妙地剥开了北洋政府的画皮。

《反“漫谈”》之妙,首在构思奇巧。在众多的抨击、评论北洋军阀的文章中,有“谈”的,有“骂”的,有“讥讽”的,有“耻笑”的,但无一不从教育的规律、特点谈起。这也是必然之理: 对方违背事物本身发展规律,当然应该以这方面的道理驳之,如此方显得立论稳实、义正词严,然而鲁迅偏偏撇开这条正道,另辟蹊径,从背后向敌人投出枪刺:北洋政府根本就不知,也不管“教育”是什么,何必与他们费什么唇舌!这批军阀不过是想当官,以更严地控制教育界,谋取更多的私利!一下将他们的假面具从背后掀开。这样做比之正正经经地论述教育规律、特点,然后认认真真地驳斥北洋政府的做法,费力既少,效果又大,还给读者带来新奇的趣味,可谓一举三得。这种构思之妙,又表现在驳论的突破口的选择上。文章从“漫谈教育”谈起,扯到“教育当局”,然后紧紧抓住“当局”二字做文章,毫不松口,将反动派的本质毫不容情地揭露无遗。文中反语、谐语大量使用,幽默之味盎然,讽刺锋芒暗隐,更使《反“漫谈”》表现出鲁迅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