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写在《坟》后面》原文与赏析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 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 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析】 《坟》收入鲁迅先生1907年至1925年间所作的论文23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文章结集时，鲁迅正离开北京，在厦门大学任教。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11天，鲁迅曾为 《坟》 写了一篇 《题记》，亦即本文中所讲的“几行题记”，大约是鲁迅觉得言犹未尽，遂再作 《写在〈坟〉后面》加以申说。

这篇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两大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抒发自己的彷徨、苦闷、抑郁而又不懈战斗和探索的情怀。这种情怀，与五四高潮之后，《新潮》的伙伴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统一战线分裂有极大的关系。那时，鲁迅处于极度的彷徨、苦闷之中，他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诗句正准确地表现了这种心境。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南下厦门，一种战士离群的苦闷油然而生。同时，鲁迅也在思考过去，探索未来的前路。而《坟》就是这种思考和反思的产物。对于自己的战斗的、探索的过去，鲁迅并不后悔，他说： “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但他又犹豫了，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面对曾经一致战斗而终于分化的新文化运动的事实，这工作所显示的作用呢?黑暗依旧，不能不使鲁迅怀疑自己劳绩的效用：“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他比喻说：“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 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虽然出版《坟》在作者自己，是带有纪念自己过去生活的意思，但过去的生活毕竟是战斗过来的，这些文章，也曾“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而“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则正表现出一个战士为自己过去的战斗而自豪。

说真话，是鲁迅杂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当时的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原因。这里说的说“真话”，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既揭露社会的各种丑恶，也披露自己的灵魂。鲁迅觉得在那样的时代条件下，“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而只要鲁迅活着，就不会停止自己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就“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尽说真话，“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这是对自己的战法的解说。

在当时，广大青年确是把鲁迅视为导师的，但鲁迅决不以此自居。这倒不仅仅是出于他的谦虚，反倒可以视作鲁迅的真诚，原因正在于：“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这正是鲁迅当时真实的心境。我们如果和他的《过客》对读，当有更深的体会，也正由于此，鲁迅说：“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爱我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作为一个深知自己的作品思想都深受青年喜爱和拥戴的作家，鲁迅在这里既有对于青年一代的关心，也有一种既想“毫无顾忌的说话”，而又不能、不愿毫无顾忌的说话的矛盾心情。

文章第二个大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复古的思潮。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 1926年11月 第1卷3号揭载明石 《雨天的书》一文，说： “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或者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的处所 (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鲁迅针对这段文字，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指出自己看过许多旧书，无论从文字上或者思想上都受到一些影响，“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因此，“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同时，鲁迅也批评了当时“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鲁迅认为这就是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提倡复古的巨大危害性，颇为引人警觉。文章引陆士衡《吊魏武帝文》作结，这是合适的，这首诗中所指出的曹操《遗令》中所表现的复杂的情绪，与作者出版 《坟》的心境，确有相通之处。

《写在 〈坟〉 后面》 属于 “序跋” 类文字。一般的序跋文，多叙书或文的成因、体例等，这篇文章则可视为鲁迅当时心境的集中体现，而文章的现实针对性也是鲜明的，我们研究鲁迅的思想和此期的文章，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在艺术上，文章最突出的特色，是真诚、真实;真实、真诚地袒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评论和剖析自己的文章，对于正人君子们的深恶痛绝和对于青年的关怀之情，都在文章中直接体现出来，读文章感到一种沉重、郁闷的情绪，当和作者当时的情绪有关。文章中两大部分所体现的情绪是有区别的、前者重点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显得沉郁，批评“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又显出愤激;而后者的批评虽也尖锐，却是重在说理的，这种区别，恐是因为批评对象的不同所致，是应该加以体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