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二心集》序言》原文与赏析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 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 《文坛贰臣传》 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 “文坛” 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 “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 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析】《二心集》是鲁迅1930年至1931年间所写杂文的结集。这篇序言是1932年4月编该书时写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交待集中杂文的写作背景，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围剿”; 二、回击当时“党国的忠勇的青年”和一些帮闲文人对鲁迅的攻击，揭露新月派和原“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等人对于左联的污蔑及其险恶用心;三、分析了自己思想发展和杂文体式发展变化的原因，尤其是对于自己思想发展变化的说明。文中说：“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因此，这篇序言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又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及其杂文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写作上，这篇序文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成为一个鲜明的特点。文章在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时，采用的只是直叙事实的手段，文章说：“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这里说“大约”，并未直接指斥谁在进行“逐日加紧的压迫”，但当时的读者却是很明白的。接着，列举《语丝》、《奔流》“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的”，《萌芽》、《新地》“也被禁止了”的无可辩驳的具体事实，使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革命文艺的恶行暴露无遗，同时，又采用以古喻今的手法，指出在“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黑暗社会条件下，革命文艺遭受摧残自不待言，即使对于“象牙塔里的文艺”，也并非具有适宜的土壤条件，因为“这里是连摆‘象牙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而“蜗牛界里哪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里没有直接指斥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但以古喻今，读者自能从他所举的三国焦先的“蜗牛庐”的故实，体会出作者的真正用意。鲁迅驳斥“党国的忠勇青年”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既揭出对手的险恶用心，又论证了自己论点的正确。作品在叙述对手的观点后说：“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不正好说明，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如焦先那样，伏在蜗牛庐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吗? 由此，“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一论断的正确就显示了出来。而对于新月派、唐有壬等对 “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的诬篾， 鲁迅采用的“刨祖坟”的战法，既指出其阴险的用心，又指出“这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 ‘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为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这里指出其“陷人于罪的手段的实质虽然险恶，却也只是老谱的袭用”，通过“刨祖坟”的手法，帮助读者认清了新月派、唐有壬等的真面目。

此外，这篇文章在写法上比较平实，感情比较含蓄，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特点的形成，也与当时“逐日加深的压迫” 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