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京派”和“海派”》原文与赏析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 ‘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 ‘海派’在 ‘京派’ 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 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 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噱!” 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噱”之前， 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 鄙薄单是鄙薄， 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 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 “来噱”了呢?说起来， 可又是事前的推测， 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四月十四日。
【析】 文坛的纷争，并非全是原则的论争，有时看似文学思想或创作上的分歧，倒恰是合伙经营的试探，鲁迅的《“京派”和“海派”》一文，就深刻地剖析了 “京海争论”的实质，指出了 “京海合流”的事实与原因。而语言的幽默，更给这精微的剖析凭添了无限的刺杀力。
所谓“京派”，是指北京的以周作人、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肖乾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以《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等为阵地发表创作，有意与时代拉开距离，内容平和，风格冲淡，而着意表现人性的纯朴和田园风情的美好。这派作家的小说创作，上承20年代的乡土文学，却淡化了乡土派文学的社会意识，实受周作人散文倾向之重大影响，故尊其为“老京派”。
所谓“海派”，是指上海的以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戴望舒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苏汶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超时代的“文艺自由论”，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左翼作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他们以《现代》杂志、《新诗》 月刊为主要阵地，发表用现代派方法创作的小说或诗歌，在小说创作上受日本新感觉派、西欧心理分析派 (尼志勒)和弗洛伊特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用现代主义手法来表现半殖民地大都会的病态生活和各种各样的新奇感觉与变态心理;在诗歌创作上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刻意追求象征的技巧，吟咏着生活的空虚、无聊和幻灭的忧伤。
这两派作家，虽然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各有其新的探索和贡献，但是，在30年代国家民族面临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他们却都超然于斗争现实之外，或者抒写他们的田园牧歌(京派)，或者刻划他们的生物本能与幻灭、变态的心理(海派，或曰现代派)，对于这样的一批作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家的鲁迅自然是持着严肃的批评态度的。
文章从“去年春天”的京海争论和自己当时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写起，说到“目前的事实”又如何部分地修正了自己当时也“不免欠明白”的认识;然后，又举法明士所著《泰绮思》的情节来类比“京海之争”，给予辛辣的讽刺，并指出其同中之异;最后，再以设疑和推测答疑的表现方式，阐明了 “京海合流”的原因所在。全文就分成这样三个层次，结构井然，线条分明。
第一个层次即文章的1——4自然段：以去年“京派” 奚落 “海派”，今春 “京、海” 合作选印明人小品和新出刊物的实例为事实基础，说明自己认识上的深化： 原来以为“京派大师”(沈从文)著文“奚落”“海派小丑”(苏汶) 是 “官的帮闲”对于 “商的帮忙”的鄙薄，乃“官之鄙商”的“中国旧习”的表现;现在看了他们合作的 “实例”，这才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那“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第二个层次即文章的5——8自然段：这是在前面所叙事实的基础上，写作者的类比联想和联想中的领悟。作者从“京派”奚落“海派”到“京海合作”事实，联想到法朗士长篇小说 《泰绮思》 的富于讽刺性的情节： 一个道貌岸然的“高僧”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便着意“感化她出家”;然而奇怪的是： 当他回到自己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心来了——见妖怪，见裸体女人，他急遁远行，都没有效，终于“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 ‘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却“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鲁迅就用这 “高僧” 隐喻 “京派大师”，而以妓女泰绮思比喻“海派”文人，并且指出： 所不同的，只是“目前的结局” —— “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正 “张开” 着“两条臂膊”， 叫着“来噱”哩! 于是北京的“高僧”便和“上海的泰绮思”——“团圆了”。这是怎样既生动，又辛辣的讽刺呵! 在此，鲁迅还一面批评《泰绮思》的构想不过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算不得“真实本领”，暗喻“海派”小说家们的创作;一面自愧“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 和 ‘来噱’之前， 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 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以刺“京派” 鄙薄“海派” 的假正经。
第三个层次即文章最末一段：以设疑自答的方式，揭示“京海”终于“合流”的客观原因，为全文的结语。北京 “高僧” 送 “秋波” 于前，上海泰绮思叫 “来噱” 于后， 盖因 “帮闲” 与 “帮忙” 都不 “景气”，“只好两界合办”，“凑在一处，重行开张” 了。但 “新公司”是否办得起来，是否有主顾去争“顾”其货色，也还是一个问题。而鲁迅之不愿点其“新出刊物”之名，就在不屑为之 “作广告” ——这态度是极其鲜明的。
文中，第一层和第二层意思的后面，都附有一段颇长的“声明”。前一段“声明”，解释“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原因：一面显示了作者对“海派” 作家编辑、发行《文饭小品》等类“新出刊物”的蔑视，一面也是由于“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从而使他们不好意思跳出来自讨没趣。后一段“声明”，则说自己“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相类，“并非”“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 又说自己“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开玩笑)”。这就既讽刺了 “海派”文人之如妓女卖笑，又针砭了 “京派”文人“死样活气” 的创作之令 人不屑一顾。可见。文中的两段“声明”，都强化了作者论述的感情倾向，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行文中，“大帅” 与 “小丑”、“奚落”与“回敬”、“帮闲”与“帮忙”的对应，“龙虎斗”与“黄鳝田鸡”、“京海杂烩”的比喻，“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送来的秋波” 的调侃，以及关于 《泰绮思》情节的联想 (类比)，不仅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表现力，那对于“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 ‘来噱’”的议论，更是讽刺辛辣，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