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

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

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燋卷无芳津。

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



“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

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

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

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倖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隶饜肥豚。

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

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

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如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

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

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

彩旂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

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

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



“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

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

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

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

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

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柚，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欠衣裳单。

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

行人攉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

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

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饜八珍。

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

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问。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

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

　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额出鲜血，旁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李商隐是富于正义感和政治抱负的诗人，对于古今政事十分关心，急欲施展身手，有所作为。当他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考中进士之后，进取之心更为迫切，对前途充满希望，在还乡报讯时欣喜地写道：“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商於新开路》)但就在这年冬天，曾训导扶持过他的山南节度使令狐楚在兴元 (今陕西汉中)住所病重去世，李商隐前往探视并料理后事，在往返途中清楚地看到了动乱、凋弊的社会现实，犹如在灶膛里添了一把柴，使他匡世济民的愿望更加热切；又好似兜头泼来一瓢凉水，使他对当朝政事历史的认识更为清醒。强烈的忧愤和深宏的抱负，急欲向世人倾吐。于是，在返京途中，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西郊，即长安西郊。

全诗长达二百句，以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括写唐朝建国初年直至行旅近期的政治风云和民间疾苦。自开篇至“及门还具陈”，是旅程所见，真切地刻划了乡村的残破和乡民的寒苦；自 “右辅田畴薄”至“此地忌黄昏”，是旅程所闻，记写乡民的口述；自 “我听此言罢”至“此言未忍闻”，是旅程所感，抒写自己的治国主张。对这种结构安排，前人早有所评。屈复注云：“一段叙长安乱后景况；二段遗民述乱之始末；三段感慨结。”姚培谦注云：“起手十六句(按： 应为十八句)，直叙行次西郊时目击萧索气象。自 ‘及门还具陈’以下，直至 ‘此地忌黄昏’，皆从居民口中具述开元至开成年间事，总是致此萧索之由。自 ‘我听此言罢’ 至末，乃自叙作诗之意。”这种构思比较平实，但便于驾驭长篇，纵笔洋洋洒洒，读来却层次分明。

第一大段述所见，是全诗的缘起。诗人继承了我国古代以诗为史的传统，自觉地以史家的笔法落墨。首四句记行止，便写得准确而实在。”蛇年建丑月”，写行旅的时间，即开成二年十二月。该年干支为丁巳，乃肖蛇；夏历以正月为建寅，上推十二月为建丑。“我自梁还秦”，写行旅的路线。梁，州名，治所在兴元；秦，指长安。“南下大散岭，北济渭水滨”，即自南坡走下大散岭，由北面渡过渭河。中八句写自然景物，大意谓当年是暖冬，且天气干旱，郊野不见冰雪，草木枯槁卷缩，田园荒芜，灌木丛生，农具弃置道旁，耕牛饿死空墩，入目一派荒凉。“槲枥(huli)”、“荆榛”，泛指野生杂树。后六句，写乡民的贫苦。“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乡村人烟稀少，一片残破；“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乡民以泪洗面，衣食不周；“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生动地摹写出乡民有话不敢说，但又压抑不住满腔感慨，始则畏人相问，继而滔滔陈述。这两句既结束前文，又引发后文，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一大段。

第二大段述所闻，是全诗的主体。全诗一百韵，首尾计17韵，中间为83韵，可见本段系全诗的重心。仔细推究起来，乡民未必会作如此的长篇大论，实际是作者将自己的满腔心思，借乡民之口来作表述。然而，不作直接述写，并非有意做作，而含有采录民间言论上致朝廷的用意，正是古代史官的记言之体。

本段内容，是在记述满目萧索的破败景象之后，回顾本朝历史，探究动乱由来，从唐初贞观年间，一直写到作者行次西郊之时，可大致分为六个层次：

至“征入司陶钧”前为第一个层次，回顾初唐时期人民安乐丰裕的生活情景，并总结其原因。“右辅”，即京都西郊；“斯民”，即当地居民。前二句是说，西郊土地贫瘠，乡民生活并不富裕。“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是对唐朝前期社会生活图景的括写，意谓这里虽非鱼米之乡，但过去可以称得上是一片乐土，这全仰赖地方官能施仁德。“官清”、“吏善”两句，承“所赖牧伯仁”，谓其清正亲善；“生儿”以下六句，承“伊昔称乐土”，具体描述乡民之安居乐业。“况自”后四句，总结唐初社会安定的历史经验，指出这完全在于用人得当：第一点，重用文人；第二点，考察治绩，选任贤明的地方官到中央执政。“司”，操作；“陶钧”，制造陶器的转轮；“司陶钧”，即用制作陶器比喻治理天下。典出 《汉书·邹阳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

至“渐见征求频”前为第二层，追述开元年间政纲开始紊乱的风云变化。“隆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是对上一层次内容的承转，也是对本层次内容的括写，意谓安乐的局面延续到开元年间，朝廷出现奸臣，开始改变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经纶”，整理蚕丝，喻指治理国事；“挠经纶”，即干扰朝政。以下着重写李林甫和安禄山二人如何乱政。“晋公忌此事” 至“椒房抱羌浑”，写李林甫的奸狡。“晋公”，指李林甫，他在开元二十五年被封为晋国公。“忌此事”，指不愿遵循“命官多儒臣”和“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的用人政策。史载，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权位，生怕文人擢升后有入相之资，建议“专用蕃将”，此即“多录边将勋”之所指。“因令”而下，历数李林甫改变用人政策的后果：凶猛专断的武将，直接掌管了统治百姓的大权；他们专恣自用，使得许多官吏的任免不再由皇帝决定；那些弄权的倖臣和帝戚，在人事任用上纵意妄为；老百姓饱受苦难，权臣家中的奴仆也作威作福；甚至皇上的亲骨肉也不得保全，尊贵的后妃竟认异族武将当干儿子。“中原困屠解”，是说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被视作牲口一样任人宰割。“屠解”，朱鹤龄注云：“言视民如牛狗，屠之解之。”“奴隶饜肥豚”，是说权贵的家奴也奢侈腐化。“饜”，饱足；“肥豚”，肥猪。“皇子弃不乳”，指李林甫谗杀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等；“椒房抱羌浑”，指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椒房”，后妃的居处，代指后妃。“重赐竭中国”至“渐见征求频”，写安禄山的跋扈。“重赐竭中国”以下八句，极写安禄山权威之重，兵力之强，牒报之速，气焰之盛。“指顾动白日”以下十六句，铺写唐玄宗对安禄山的极度崇信。“动白日”、“回苍旻”，喻指安禄山对唐玄宗的巨大影响。“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写安禄山对朝中大臣的轻蔑专横，这与他对皇帝的莫大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大朝会万方”至“坐在御榻前”，写唐玄宗待安禄山的破格礼遇。史载，“帝登勤政殿，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崇。”(《新唐书》)“忤者死跟履，附之升顶巅”，意谓凡触犯安禄山的，都难逃一死；凡阿谀安禄山的，都能获得高官。据《新唐书》，“人告发者，帝必缚与之”，此即“忤者”必遭杀戮之由；又言“其军中有功位将军者五百人，中郎将二千人”，此即“附之”必升高官之证。“华侈”以下四句，写安禄山的骄矜难驯。“华侈矜递炫”，写他贪得无厌地追求豪华奢侈；“豪俊相并吞”，写他肆无忌惮地扩充个人势力。“因失”二句，则述写唐玄宗笼络手法的失效，对安禄山越是宠幸退让，他的野心越是膨胀，需索勒求更加频繁。本层次所写，既翔实繁琐，又重点突出，抓住李林甫、安禄山一文一武两个典型，即括写出开元年间政事的紊乱和奸邪的嚣张。

至“人去豺狼喧”前为第三个层次，写安禄山叛乱后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奚寇”，指叛军，史载，“禄山养同罗、奚、契丹八千余。”“挥霍”，动作迅疾貌。“如天翻”，指叛乱对天下的巨大影响，史载“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列城”以下四句，写叛军进击迅猛；“大妇”以下八句，写一般百姓在战乱中的生离死别；“廷臣”以下四句，是讥诮官员的无能和胆怯；“玉辇”以下四句，写皇帝的南逃。“玉辇(nian)”，皇帝的车；本句指唐玄宗车驾奔蜀之事。“遘”，遭逢；“云雷屯”，指灾难。《易·屯》：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屯卦雷下云上，即刚下柔上相交接而生灾难。“逆者”以下八句，又折回来写叛军。紧承“云雷屯”这表示灾难的卦象，具体地刻划了官军覆没、百姓逃亡的动乱惨状。“逆者问鼎大”，已叛变的藩镇图谋篡夺全国政权；“存者问高官”，尚未叛变的藩镇趁机向朝廷要挟求官。“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意谓各地拥兵自重的将领之间，互相刺探情报，以决定是归附叛军还是依从朝廷，究竟谁可靠谁不可靠令人难以分辨。枭，枭鸟，喻叛军；鸾，鸾凤，喻官军。“千马”、“万车”，写平叛官军惨遭败绩；“城空”、“人去”，写广大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层，自下而上地将百姓、官员、皇帝在战乱中的遭际作了生动的述写，具体地反映了朝政紊乱造成的恶果。

至“人稀役弥繁”是第四层，述写安禄山叛乱后国势的恶化。由 “南资竭越吴”至“高估铜与铅”，写中央政府财政窘困。“竭吴越”与“失河源”对比，意谓朝廷收取资费的地区越来越小，当地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吴越”，指东南地区；“河源”，黄河上游的河西陇右一带。“竭吴越”，加重对吴越地区的榨取；“失河源”，丧失来自河源地区的财赋。当时，河源地区已陷于吐蕃。“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意谓朝廷失去河源，好比左、右两个藏库失去一个，自然要感到困难。“如人”等四句，是以人失去右半身为喻。“列圣”以下四句，意指河源地区的失陷，乃是因向吐蕃等少数民族借兵平叛带来的后果，虽然大吃苦头，也不好发作。“列圣”，指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等几朝皇帝。“万国困杼柚”以下六句，具体写财政危机的窘况。“杼柚 (zhuzhou)”，织布的器械，代指经济活动；“万国”，泛指各地。“万国困杼柚”与“内库无余钱”对举，意谓从地方到中央都感到财源匮乏。“健儿”，指军士，意谓因财政紧张，官军也不得不忍饥受冻。“高估铜与铅”，即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据《新唐书·食货志》云：“(德宗时) 江淮多铅锡钱，以铜盪(镀) 外，不盈斤两，帛价益贵。”由“山东望河北”至“所望大体全”，写中央政府政令受阻。“山东”以下四句，说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受中央节制，致使朝廷眼巴巴地瞅着，却无暇顾及。“山东”，指华山以东；“河北”，指黄河以北。“行人”以下四句，说朝廷的政令无法实施。“攉行资”与“税屋椽”，是朝廷的两项财政改革措施，即收行商税和房产税。据《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三年九月“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贾”，四年六月“初税屋间架除陌钱”。“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意谓山东、河北一带的藩镇不但不接受朝廷政令，从中“作梗”，而且大动干戈，公然叛乱。“临门”以下八句，说朝廷对藩镇不得不采取对付外族的手法，又打又拉，对势力较大者奉送中央的官职，对势力较小者能铲除就铲除，根本不敢指望他们忠心，只求不致叛乱便行。羌零(lian)，羌族与先零族；“直求”，岂求。“巍巍政事堂”至“人稀役弥繁”，写中央政府腐败无能。“巍巍”二句，是说当政者贪得无厌；“敢问”二句，是说当政者奸滑敷衍；“疮疽”二句，是说当政者怯懦无能；“国蹙”二句，是说当政者毫无治绩。“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以村民的口吻，向诗人提出个设问，实际是说，当政者只想贪财，不想办事。“下执事”是谦词，即客气地称呼对方。“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意谓管理的地盘越来越小，赋税自然越来越重；治理的人口越来越少，劳役自然越来越多。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据《新唐书·食货志》：“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可见在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之后，社会仍一直未能安定下来，百姓自然未能富庶安康。本层由外而内，将边地、藩镇、中央的情况都作了述写，真切地反映了战乱后的社会现实。

至“但欲死山间”为第五层，写甘露之变的祸害。自 “近年牛医儿”至“列若猪牛悬”，述写郑注等人躁进少谋，取祸自戮。“牛医儿”，出身低贱的小辈，《后汉书·黄宪传》：“(宪)父为牛医。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惘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耶？’”这里借指郑训，因他依靠医药之术取得文宗的信任。“城社更攀援”，“城社，即城狐社鼠，喻指郑注依靠文宗宠信，攀附援引，结党营私，实际暗指其勾结李训。“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写郑注就任凤翔节度使，凤翔位于长安西面。“盲目”，对郑注的诋毁，因其“貌寝陋，不能远视”，即患有近视症。“乐祸”以下六句，写郑注得意忘形，得罪了宦官，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党杀害，头颅悬于兴安门示众。“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当时李训为相，与郑注合谋除去宦官势力，但李训又害怕郑注分功，独自谎称左金吾厅事后，天降甘露，打算趁文宗出宫时诛杀随行宦官，被宦官仇土良等发觉，捕杀李训及大臣王涯、王璠、舒元舆等，并密令凤翔监军宦官张仲清诱杀郑注。当时，宦官率监军大肆杀戮，史载：“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万，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李商隐虽然不满宦官专政，但对李训、郑注的轻举妄动也深为不满。前述诗句虽仅叙及郑注，但也包含对李训的批评。“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即批评他们生前狂躁偏狭，多所斥逐，被人们畏惮；因而，他们身死之后，也没有多少人可怜他们。但对株连被杀的官员、百姓，诗人是极为同情的，“凤翔三百里”以下十句，便述写西郊人民在事变中遭受的苦难。事变后，宦官“诏削夺注官爵……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资治通鉴》)陈君奕率领禁军出镇凤翔时，沿途扰民，给西郊居民造成严重的灾祸。“黄巾”，黄巾军，旧时被诬为盗贼，“兵马如黄巾”，是说出京的官军犹如盗贼一般。“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是说乡民因官军的贪婪勒索而惊骇，只得扶老携幼外出逃亡。“供亿”，供给安顿，唐代公文习用语，承上句“军牒来”而言。“扳牵”，相互牵挽。“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这几句描摹乡民出逃时的惨状： 还不会笑的幼儿被丢弃，已不能引起怜悯；逃到哪儿去也来不及选择，只要能躲开官军就行。官军之惨暴，由此不难想见。“孩”，小儿笑；“未孩”，还不会笑。“所适”，所去的地方。本层写甘露事变，只集中写郑注以及取代郑注的陈君奕，主要是着眼于“西郊”地区乡民的遭遇，故仅仅写与京西凤翔有关的人和事。诗人心思的细密，笔墨的严谨，实不应轻轻放过。

至“此地忌黄昏”前为第六层，写近年京西治安的混乱。“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意谓离甘露事变已过去三年，京西又遭受了旱灾。“甘泽”，甘霖“不及春”，指春天无雨。后文也写到“旱久多黄尘”，而诗一开篇即已写到“草木半舒坼……燋卷无芳津”，早已渲染出西郊的旱象，可见开成二年京都的确大旱。史载“开成二年四月乙卯，以旱避正殿”；“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闭坊门。”兵乱之后又降天灾，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于是有人铤而走险，成为“盗贼”。“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即为实录。“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是说“盗贼”多是缺衣少食的灾民，不解决他们的温饱，光督促地方上的治安官员，甚至把他们抓来杀掉，也不会有多大作用。“节使”，节度使，指高官；“亭吏”，即亭长，地方上主管捕贼的小官。“咫尺” 以下六句，是说往来巡查的官兵，也常任意射杀行人。“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是全部谈话的收束语，意谓： 有辱客人听我细述本末，请您不要再耽搁时间了；但在上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在黄昏时赶路。“郿坞”在今陕西郿县北；“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县东。“忌黄昏”，指不宜在黄昏后出行，因路上不太平，不论碰上“盗贼”还是“官巡”，都有遭劫的危险。以乡民的叮嘱结束谈话，既亲切有味，又含有深意，如此善良的乡民，讲述的内容自然真实可信。

第三大段述所感，是全诗的意旨所在。“我听此言罢”至“君前剖心肝”，抒写自己剖心沥胆的忠诚意念，表示愿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献给君王。“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这四句，便是诗人的政治见解——国事的安危，在于用人问题。“举一会”句，引士会的典故。《左传·宣公十六年》：“(晋景公) 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意思是说，一个贤臣执掌国事，天下定会产生巨大的反响。“系人不系天”，意指治理国家不靠别的，靠的是人才的选任。“叩额出鲜血”至“此言未忍闻”，则对自己政治主张的命运，作了悲观的预想。大意是说，尽管我叩额出血，泪洒金殿，但皇帝深居宫禁，难以听到我的呼声，当政掌权的，依然是不学无术的宵小，我所记述的言辞，连我自己都不忍再听了。“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是说当朝的文臣武将，全都不称其职，“使典”，指胥吏之才，“尚书”泛指高级行政官员。“厮养”指宦官，他们不过是皇室家奴，但却掌管了军权。有人广征博引，想坐实“使典”、“厮养”的影射对象，如程梦星注云：“使典、厮养所指，盖仇士良以内侍监知省事，故曰 ‘作尚书’；又为骠骑大将军，封楚国公，故曰 ‘为将军’ 也。”其实，诗意乃泛指朝廷用人不当，不必拘泥具体所指。“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中的“此言”，即诗中转述的乡民所言，“未忍闻”是说“此言”不能上达君王，说了也是没用，所以自己不忍再听，以免勾起满腔忧愤，并不是说其他人不愿意听。冯浩注云：“将相皆非其人，慎勿再为此言，我真不忍闻也，正见诉之不尽。或谓尚书、将军不忍闻之，误矣。”以上是就全篇而说。如果单就本段来说，“此言”则是关于政治主张的一种意见，即诗中的“昔闻”与“又闻”，意谓自己信奉的主张也不过是空言而已。然而，“未忍闻” 者，正是内心极端崇信的“此言”，越是说不忍心听，越显得内心忧愤的深重。全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尤以本大段最为强烈。

诗人的政治主张，即贤人治国论，实在算不上高明，即使在唐代，也不是什么深刻的政治见解。但这种主张比较具体切近，虽未必能行得通，但的确有道义的力量。诗人自己是坚信不疑的，因而论及国运变迁时，处处紧扣用人问题。“伊昔称乐土”的盛世，是由于“所赖牧伯仁。”开元年间政局开始发生变化，则是因为“奸邪挠经纶”，并以李林甫的奸狡与安禄山的跋扈，具体述写了 “奸邪”的作为及影响。安禄山的叛乱与藩镇的拥兵自重，也是由于人为造成的恶果，即“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后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政令受阻，正反映出当政者的腐败无能。及至李训、郑注等与禁中的宦官们争斗，更因“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而引发惨不忍睹的“甘露事变”。郑注的无能和陈君奕的凶暴，给西郊乡民带来奇惨的祸殃。在总结这些历史教训后，诗人点明“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的主张，实在是情动于中的肺腑之言。诗人的这番苦心，前人早有所领略，程梦星注即云：“逐段之中，皆以用人为主。如贞观之盛时，则言‘命官多儒臣’也，‘征入司陶钧’也；叙开元之事，则言‘奸邪挠经纶’也，‘晋公忌此事’也；叙建中之乱，则言 ‘谋臣拱手立’ 也，‘今谁掌其权’也；叙太和之变，则言 ‘盲目把大旆’也，‘树党多狂狷’也。此作诗之旨也。”通过追述唐朝开国以来二百余年的历史变化，探究兴衰原因，鼓吹贤人政治，正是全诗的主旨。

全诗眼界开阔，内容丰富，而且言必有据，秉笔直书，前人赞其 “可称诗史，当与少陵 《北征》 并传。” (何焯评)诗作的确摹拟杜甫的笔法，不但这种长篇排韵诗体承杜甫而来，连用词也多所仿效，如开篇“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句，正与 《北征》 开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相类。尽管在生动、精细方面尚不及杜诗，但其精神、气格已得杜诗精髓，其艺术工力，颇令人赞叹。田兰芳注云：“不事雕饰，是乐府旧法。唐人可比唯老杜《石壕》 诸篇，《南山》恐不及也。”冯浩注云：“朴拙盘郁，拟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澜莫二。”纪昀注云：“亦是长庆体裁(按： 谓其纪实兼有所讥刺)，而准拟工部气格以出之，遂衍而不平，质而不俚，骨坚气足，精神郁勃，晚唐岂有此第二手。”诗作最令人佩服的是诗人的胆气，在宦官当政、藩镇专权的政治现实中，竟然敢于直陈近事，无所避忌。前人对此也极为推崇。胡震亨曰：“天宝事何可复道，末及开成事，是近事，乃生色耳。”(《唐音戊签》)这种罕有的政治勇气，使诗作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量。纪昀即指出：“(我听)以下，淋漓郁勃，如此方收得一大篇诗住。”正是在这末一段中，诗人甘愿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上书进言的代价：“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诗人才写下了这篇长诗，追述历史，评论时事。诗人的本意，是探究理乱之源、 兴衰之本，并不是简单地录写见闻、回顾史事。因而，说它是一首纪史诗，不如说是政论诗，它以史证论，以论带史，是气魄雄伟、感情强烈的咏史论政之作。就这一点说，它实在比杜甫的《北征》 更为深刻一些，前人之作能与之抗衡的，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 了，只是《天问》探索的范围更广，直至追寻宇宙的生成、人类的起源。有人说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本体怀疑精神，过于实际，过于琐细。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胸怀广、见解深的哲理性大作家，屈原是这样的大诗人，杜甫、李商隐也堪称这样的大诗人。屈原与李商隐相比，究竟谁更高些，恐怕是一个不必要作答的问题。这正如《史记》与 《汉书》 比，一个是通史，一个是断代史，《天问》 是宇宙、人类和社会历史的总探索，《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是唐代政治历史的总探索，不好强作对比。屈原虽略高一筹，李商隐的成就也不可低估。杜甫诗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能够和屈原比并的诗人实在不多见。

诗作线索分明，层次井然，详略得当，语气洽切，处处紧扣“西郊”下笔，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落墨，以及在客观述写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感情等等，都显示出鲜明的特色，达到极高的造诣。只是受代言体的局限，以及史家笔法的拘束，平实有余而生动不足，视野开阔而精细不足，前人已论及它稍嫌冗乱，也略缺“开合变化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