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古风(其五十三)》原文阅读|赏析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

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

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

断定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那是从他创作的总体上说的。其实,作为诗国巨擘的李白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体考察他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可以划归现实主义杰作的为数也不少。比如,他的 《古风》 的五十九首,就相当集中地体现着这方面的成就。这些诗,大抵所谓感时托物,慷慨沉着之作,不仅内容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即使艺术上也不同于诗人矜才使气,纵横驰骋的一贯特色,而显得浑穆典雅,直逼汉魏古诗之风。这里选来的这首“战国何纷纷”,就是其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却也自有其独特价值的篇章之一。

这首诗,就题材说自应属于咏史一类,但就其思想意义说,却远远超出咏史本身,而不啻是以咏史为抒怀的借题发挥的典范。全诗通过吟咏春秋战国的史事,抒发了诗人对当朝安史乱前至乱发一段时间社会状况的政治观感,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首诗,从内容看可分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借咏战国史事,影射唐朝安史乱前至乱发的社会现实,形象地显示出: 国家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严重纠纷,势必造成大动乱的社会危机。

战国,是我国上古社会有名的大动乱时代。颜师古《汉书注》说:“春秋之后,周室卑微,诸侯强盛,交相攻伐,故总谓之战国。”诗的起首两句:“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正是对战国这一时代特征的总体概括。“纷纷”,紊乱的样子,这是直接形容;“乱浮云”,乱如天空争扯飘飞的云缕,这是形象比喻。两句意思是说: 战国社会是何等的动乱不安啊,大地上兵连祸接,犹如天空乱云飞渡一般 。当然,诗人这里写战国的时代特征,实际上是影射着唐朝社会的。试将句中 “战国”二字换成“大唐”,不也正好概括了唐代安史乱发后社会的总状貌吗?

那么,战国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呢?“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两句,即用典型举例的方法,对其原因进行具体的追叙。“赵倚两虎斗”,举的是廉颇与蔺相如争位的史例。据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战国时代,赵国曾以廉颇蔺相如二人为两大支柱,使强秦多年不敢轻易侵辱赵国。只是有一段时间廉颇看不起蔺相如,多次寻衅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以国家为重,不计私仇,终于以“现在秦国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团结合作;如果我国自己闹起矛盾来,那就象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而对国家不利” 的诚恳劝告,感动了廉颇,消除了隔阂,二人更加团结一致,共保赵国,对抗强秦。可见,这一史事的基本情节,原应是廉蔺和睦,共保国家;二人闹矛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诗人在这里却采用定点截取法,偏偏隐去廉蔺和睦,共保国家这一基本情节,而只抓住二人矛盾的插曲大做文章。句中 “倚”,此处作“因”解。“两虎”,借蔺相如的话喻指廉蔺二人。“斗”,联系上下文意,可引申为“动乱不安”。这样,全句意思就成了: 赵国只因廉颇蔺相如将相之间不和,终于酿成了动乱不安的局面。显然,诗人在这里对史事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仅凭因由,生发改造,目的是为了贴合所要影射的社会现实。史载,安史乱前“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而“杨国忠欲厚结(哥舒) 翰共排安禄山”(见 《资治通鉴》 二百十六卷)。这样,二人争权夺位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形成了 “两虎斗” 的严重局面,大大加剧了唐朝大动乱的政治危机。这句诗,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状而发的。

“晋为六卿分”,举的是三国分晋的史例。据《史记·晋世家》所载,晋顷公十二年,发生了六卿削弱公室力量的严重政治事件。自此以后,晋政权即一蹶不振,终于被韩、赵、魏三国所取代。但在这里,诗人也同样采用定点截取法,干脆撇开三国灭晋的情节不提,而迳直说成晋国是因六卿而分裂的。句中 “为”字,与上句“倚”字同义相对,也作“因”解。这样,就特别强调出六卿削弱公室力量正是导致晋国覆灭的根源所在,从而,也就更紧密地扣合了唐朝安史乱前“藩镇”(如安禄山)势力已经堀起,朝廷权力大大削弱,终于形成社会大动乱的政治形势。

诗的后四句为另一层,借咏春秋史事,深一层影射唐朝安史乱前至乱发的社会现实,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 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了国破身亡的灭顶之灾。

据 《春秋》、《左传》 等史书的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部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史例不一而足。“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两句,正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总体概括。“窃位”,窃取权位。“树党”,培植党羽。“自相群”,各自拉帮结派。两句意思是说: 奸臣们为了谋权窃位,正纷纷培植党羽,拉帮结派。因为这种现象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所以这里不作特称式的引述,而只作不定指的泛泛描写。当然,这样写归根结底也还是针对了唐朝安史乱前的社会现实的。史载,当时玄宗 “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见 《资治通鉴》 卷二百四十),而将 “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见 《资治通鉴》 卷二百十七)。正是在他的纵容下,一方面宰相 (如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跋扈,任用亲信,结党营私;一方面边将 (如安禄山之流) 拥兵自重,扩充实力,割据一方,结果把个好端端的大唐帝国搞得乌烟瘴气,岌岌可危。这两句诗,就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形象写照。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这结末两句再次用典型举例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春秋时代齐国田常弑君的历史教训。《春秋》 邢昺疏说,鲁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王”。又 《庄子·胠箧篇》 载:“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有其国。”均指此事。两句诗即据《庄子》 原文稍作变化而成。句中 “果然”一词,与前两句所写内容紧相呼应,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形象地揭示出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国破身亡的可悲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从咏史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固然与前六句一样,都是对上古史例的引述;但从抒怀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则与前六句又有所不同: 如果说,前六句还是对安史乱前既成的唐朝社会现状的影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已经是对安史乱发后可能导致的唐朝前途命运的示警了。李白写此时 ,正是安史乱发后的第二年(见詹锳著 《李白诗文系年》),当时,虽说国尚存,君亦在,但京师已经沦陷,玄宗仓皇出逃,大唐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有朝不虑夕的势头。由此看来,诗人面对当时万分危迫的政治局面,爱国心切,忧愤难名,从而写出这样故作耸听之言的诗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看,咏史诗最早起于东汉的班固。不过班固的咏史诗仅叙史实, 且一诗专咏一人一事, 所谓“檼括本传, 不加藻饰” 而已。在班固之后的近百年间,咏史诗的创作大都沿着这个路子走,咏史就只咏史,并不旁涉。到了汉末,孔融的《杂诗》 独创性地引述历史人物以自况,开始突破咏史诗仅限咏史本身的成例,开了咏史中杂以抒怀的先声。再到西晋,左思的 《咏史》 诗则更明确地走上聊借古人古事,专抒个人情怀的道路;并且为了抒怀的需要,也不再限于一诗专咏一人一事,而常将有关史例串演成具有启发性和富于感染力的事实的序列。实质上,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 (或称“正格”)的咏史诗,倒应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围了。这是一种 “古为今用” 的成功的创造。李白此诗,正继承和发扬了左思咏史诗的传统,而只把咏史作为生发感慨的因由,或粗陈史略,或截取一端,使史例成为抒怀的更加灵活机动的形象的铺垫,从而最彻底地体现出 “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所说的这首诗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