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
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
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
断定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那是从他创作的总体上说的。其实，作为诗国巨擘的李白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体考察他现存的九百多首诗，可以划归现实主义杰作的为数也不少。比如，他的 《古风》 的五十九首，就相当集中地体现着这方面的成就。这些诗，大抵所谓感时托物，慷慨沉着之作，不仅内容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即使艺术上也不同于诗人矜才使气，纵横驰骋的一贯特色，而显得浑穆典雅，直逼汉魏古诗之风。这里选来的这首“战国何纷纷”，就是其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却也自有其独特价值的篇章之一。
这首诗，就题材说自应属于咏史一类，但就其思想意义说，却远远超出咏史本身，而不啻是以咏史为抒怀的借题发挥的典范。全诗通过吟咏春秋战国的史事，抒发了诗人对当朝安史乱前至乱发一段时间社会状况的政治观感，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首诗，从内容看可分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借咏战国史事，影射唐朝安史乱前至乱发的社会现实，形象地显示出： 国家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严重纠纷，势必造成大动乱的社会危机。
战国，是我国上古社会有名的大动乱时代。颜师古《汉书注》说：“春秋之后，周室卑微，诸侯强盛，交相攻伐，故总谓之战国。”诗的起首两句：“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正是对战国这一时代特征的总体概括。“纷纷”，紊乱的样子，这是直接形容；“乱浮云”，乱如天空争扯飘飞的云缕，这是形象比喻。两句意思是说： 战国社会是何等的动乱不安啊，大地上兵连祸接，犹如天空乱云飞渡一般 。当然，诗人这里写战国的时代特征，实际上是影射着唐朝社会的。试将句中 “战国”二字换成“大唐”，不也正好概括了唐代安史乱发后社会的总状貌吗？
那么，战国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大动乱的局面呢？“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两句，即用典型举例的方法，对其原因进行具体的追叙。“赵倚两虎斗”，举的是廉颇与蔺相如争位的史例。据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战国时代，赵国曾以廉颇蔺相如二人为两大支柱，使强秦多年不敢轻易侵辱赵国。只是有一段时间廉颇看不起蔺相如，多次寻衅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以国家为重，不计私仇，终于以“现在秦国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团结合作；如果我国自己闹起矛盾来，那就象两虎相斗，势必两败俱伤，而对国家不利” 的诚恳劝告，感动了廉颇，消除了隔阂，二人更加团结一致，共保赵国，对抗强秦。可见，这一史事的基本情节，原应是廉蔺和睦，共保国家；二人闹矛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诗人在这里却采用定点截取法，偏偏隐去廉蔺和睦，共保国家这一基本情节，而只抓住二人矛盾的插曲大做文章。句中 “倚”，此处作“因”解。“两虎”，借蔺相如的话喻指廉蔺二人。“斗”，联系上下文意，可引申为“动乱不安”。这样，全句意思就成了： 赵国只因廉颇蔺相如将相之间不和，终于酿成了动乱不安的局面。显然，诗人在这里对史事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仅凭因由，生发改造，目的是为了贴合所要影射的社会现实。史载，安史乱前“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而“杨国忠欲厚结(哥舒) 翰共排安禄山”(见 《资治通鉴》 二百十六卷)。这样，二人争权夺位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形成了 “两虎斗” 的严重局面，大大加剧了唐朝大动乱的政治危机。这句诗，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状而发的。
“晋为六卿分”，举的是三国分晋的史例。据《史记·晋世家》所载，晋顷公十二年，发生了六卿削弱公室力量的严重政治事件。自此以后，晋政权即一蹶不振，终于被韩、赵、魏三国所取代。但在这里，诗人也同样采用定点截取法，干脆撇开三国灭晋的情节不提，而迳直说成晋国是因六卿而分裂的。句中 “为”字，与上句“倚”字同义相对，也作“因”解。这样，就特别强调出六卿削弱公室力量正是导致晋国覆灭的根源所在，从而，也就更紧密地扣合了唐朝安史乱前“藩镇”(如安禄山)势力已经堀起，朝廷权力大大削弱，终于形成社会大动乱的政治形势。
诗的后四句为另一层，借咏春秋史事，深一层影射唐朝安史乱前至乱发的社会现实，进一步形象地揭示了： 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了国破身亡的灭顶之灾。
据 《春秋》、《左传》 等史书的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部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史例不一而足。“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两句，正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总体概括。“窃位”，窃取权位。“树党”，培植党羽。“自相群”，各自拉帮结派。两句意思是说： 奸臣们为了谋权窃位，正纷纷培植党羽，拉帮结派。因为这种现象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所以这里不作特称式的引述，而只作不定指的泛泛描写。当然，这样写归根结底也还是针对了唐朝安史乱前的社会现实的。史载，当时玄宗 “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见 《资治通鉴》 卷二百四十)，而将 “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见 《资治通鉴》 卷二百十七)。正是在他的纵容下，一方面宰相 (如李林甫、杨国忠)专权跋扈，任用亲信，结党营私；一方面边将 (如安禄山之流) 拥兵自重，扩充实力，割据一方，结果把个好端端的大唐帝国搞得乌烟瘴气，岌岌可危。这两句诗，就是对这一社会状况的形象写照。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这结末两句再次用典型举例的方法，进一步揭示了春秋时代齐国田常弑君的历史教训。《春秋》 邢昺疏说，鲁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王”。又 《庄子·胠箧篇》 载：“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有其国。”均指此事。两句诗即据《庄子》 原文稍作变化而成。句中 “果然”一词，与前两句所写内容紧相呼应，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形象地揭示出当国之君不能及时消除奸臣谋权窃位，结党营私的隐患，终于招致国破身亡的可悲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从咏史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固然与前六句一样，都是对上古史例的引述；但从抒怀的角度看，这两句诗则与前六句又有所不同： 如果说，前六句还是对安史乱前既成的唐朝社会现状的影射的话，那么，这两句则已经是对安史乱发后可能导致的唐朝前途命运的示警了。李白写此诗时 ，正是安史乱发后的第二年(见詹锳著 《李白诗文系年》)，当时，虽说国尚存，君亦在，但京师已经沦陷，玄宗仓皇出逃，大唐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有朝不虑夕的势头。由此看来，诗人面对当时万分危迫的政治局面，爱国心切，忧愤难名，从而写出这样故作耸听之言的诗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看，咏史诗最早起于东汉的班固。不过班固的咏史诗仅叙史实， 且一诗专咏一人一事， 所谓“檼括本传， 不加藻饰” 而已。在班固之后的近百年间，咏史诗的创作大都沿着这个路子走，咏史就只咏史，并不旁涉。到了汉末，孔融的《杂诗》 独创性地引述历史人物以自况，开始突破咏史诗仅限咏史本身的成例，开了咏史中杂以抒怀的先声。再到西晋，左思的 《咏史》 诗则更明确地走上聊借古人古事，专抒个人情怀的道路；并且为了抒怀的需要，也不再限于一诗专咏一人一事，而常将有关史例串演成具有启发性和富于感染力的事实的序列。实质上，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 (或称“正格”)的咏史诗，倒应属于政治抒情诗的范围了。这是一种 “古为今用” 的成功的创造。李白此诗，正继承和发扬了左思咏史诗的传统，而只把咏史作为生发感慨的因由，或粗陈史略，或截取一端，使史例成为抒怀的更加灵活机动的形象的铺垫，从而最彻底地体现出 “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所说的这首诗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