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李白 《古风五十九首》 非一时作品，汇编为组诗，而冠以“古风”之名，约在天宝初年，即萧颖士、李华等倡导复古的时候。各篇所咏，或以寓言、咏史形式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抨击；或刺穷兵黩武的拓边战争；或讽当时贵幸之徒恬侈骄纵；而“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韵语阳秋》)。孟棨 《本事诗·高逸第三》 云： “(李)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李白以“复古道”为己任，他倡导远挹《风》、《骚》，近录汉魏，扫除六朝的绮靡的诗风。此篇列为 《古风》 中第一，是表现李白复古道革新文艺思想的一首重要作品。
这实际是一首诗论。开篇即明确表达出他“宗风骚，薄声律”的意向。“大雅”，《诗经》 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周代祖先和周初建国事迹的歌颂；也有表现对西周末期统治者怨刺的诗。“王风”，《诗经·国风》 的一部分，是周室东迁后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一带包括民歌在内的诗歌。实为“周风”。周王朝的雅诗演为地方性的风诗，正是周室陵夷的结果。称“大雅”、“王风”乃泛指我国诗歌的传统，统“风”、“雅”而言。《诗·周南·关雎·序》：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诗经》 中的 《国风》 和 《大雅》、《小雅》，封建社会进步的文人常奉为诗歌创作的标准，杜甫亦有句云： “别裁伪体亲 《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戏为六绝句》 其六)。这里首句意谓：《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的现实主义精神久已不见了！ 诗人以感叹起，劈空而来，发人猛省，接以次句“吾衰竟谁陈”？又是振聋发聩之语。《论语 ·述而篇》 载孔子语：“甚矣吾衰也”。“陈”者，陈述也。据记载，周代有“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 (《礼记·王制篇》)的制度。“吾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本已可哀；“竟谁陈”，无处可以去陈述，岂不益增其哀！“吾”，从语意和全诗看是李白自称，但它也表示自孔子以来的有志之士，多以风、雅为宗。陈子昂的“风雅不作”、“兴寄都绝”，以至清人洪亮吉的“笔底居然绝点尘，卅年大雅藉扶轮”(《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 其三)，他们的主张都很一致。但三句又与四句紧相联系。“蔓草”、“荆榛”都是荒芜的意思。《王风》 委于“蔓草”，是因为平王东迁，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迨至战国时，各国都国无宁日，于是文苑更荆榛遍地了。
接着再作详尽的叙述。“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龙虎”，向来喻英雄豪杰。《后汉书·耿纯传》： “因说(舞阴王李)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李白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亦云：“沙尘何茫茫！ 龙虎斗朝暮”。此处专指战国时七雄，即秦、楚、齐、燕、韩、赵、魏。班固 《答宾戏》： “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诗经》 以前的神话传说，《易经》 中的爻辞，《书经》 中的文告，大都佶屈聱牙，不易读懂。而从西周开始止于春秋中叶的 《诗经》，用比较丰富统一的语言记录写作，展开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梁启超云：“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王、字字可信者，《诗经》 其首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但是由于七雄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从春秋中叶至秦，诗坛的荒芜衰败正是互相吞并带来的恶果 (啖食，同义复词： 吃。这里指吞并)。如此这般，以继承、恢复和发扬“大雅”、“王风”为己任的诗人发出深情的浩叹：“正声何微茫”！ “正声”，原指纯正的乐声。《荀子·乐论》：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也指合于音律的乐声。嵇康《琴赋》： “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后用以喻和平中正的诗篇，即上面所说“风”、“雅”一类的诗。这一向被认为是《诗经》 中的优秀篇章，可惜长久不为世人重视，人们对它已经模糊了。本诗由始至终用“敷陈其事”的赋体，沿着文学发展的轨迹，条分缕析，阐释分明。虽为诗论，但因“情韵以行”(沈德潜语)，故又是以情感人的诗歌创作。在肯定“大雅”、“王风”为正声的同时，李白认为以《离骚》 为代表的 《楚辞》 为 《诗经》 之继起，故说：“哀怨起骚人”。屈原作 《离骚》，因称屈原或 《楚辞》 作者为骚人。“哀怨”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 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写照。他“哀众芳之芜秽”，“哀民生之多艰”；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是以芳菲悱恻之辞，“如蜩如螳，如沸如羹”，表示出对国事纷扰不宁的忧思。早于李白的初唐诗人王勃说：“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 (《上吏部裴侍郎启》)。把屈、宋和枚、马一并加以否定了。卢藏用则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两人都说靡丽诗风源于屈宋。《楚辞》 比 《诗经》华美、藻饰，但它未谈人主的“宫室苑囿”，也少有名流的“沈酗骄奢”。李白不仅对骚人无贬义，还把他们视为“正声”之继！ 司马迁赞《离骚》 兼有“《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诽而不乱”，“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白则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名榭空山丘” (《江上吟》)。这与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 其五)，“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 的看法相类，他们对骚人的卓识，与王勃、卢藏用是不可作同日语的。前面虽云“战国多荆榛”指陈战国时期文苑的荒芜，而又将屈原等骚人之作特出于时，足见论诗之严正不阿，泾渭分明。
然而对待汉赋的态度，李白便截然不同了。“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扬马分指西汉辞赋家扬雄和司马相如。扬雄因向汉成帝献《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而闻名。司马相如的名篇是《子虚》、《上林》二赋。这些作品“铺采摛文”“理不胜辞”，也大多铺排宫廷的豪华壮丽，苑囿的美景奇观，帝王的巡游田猎等等；甚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扬雄到了晚年，也觉得这类赋“丽以淫”、“非法度所存、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去了。“激颓波”，意为振起末流，为形式主义诗风开了先河。即如上述扬、马之作。李白对汉赋也没有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他说：“余小时大人会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他继承了其中有益的东西。从总体看，汉赋虽也反映了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物质文化的盛况，但因不少作品是“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汉书·枚皋传》)，为帝王娱悦耳目的庙堂文学，而由他们掀起来的颓波，最后还是使铺张扬厉、内容空泛的辞赋泛滥无垠了。“废兴”二句再多一层意思。事实也正是： 时代物换星移，陵谷变迁，汉赋后来也有所变化，如东汉末年的小赋，已由“体物”变为“言志”；由歌功颂德转为揭露社会黑暗；不过诗歌“风”“雅” 的法度已经沉沦，终不能得到恢复了。旧称守其法制曰“宪章”。《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宪章者，近守其法”。这里指诗歌—— 《诗经》，更具体地说“大雅” “王风”(或称“风”“雅”)的法度。也就是诗的“兴、观、群、怨”，“美”、“刺” 作用。换言之，即它的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的现实主义精神，“亦已沦”！回应开篇的 “大雅久不作”。
上面为第一段，叙述从先秦至东汉末的诗歌发展，结以“宪章亦已沦”，以见“大雅”、“王风”、“正声”精神之衰微。第二段仍沿着诗歌发展的路子继续作评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字面上看，“自从建安来”是应包括建安时期在内。故今人有谓：“李白是将建安文学与六朝文学一概目为 ‘绮丽’、一概斥为 ‘不足珍’ 的。这显然不很正确”。沈德潜云：“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 (《唐诗别裁》)。故今人亦有沿此说称是指建安以后的诗歌。实际“不足珍”，并非一笔抹煞，而是不足以去珍视也。这对于建安时期的部分作品说，并无大错。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当时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驰骋文坛。他们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实况，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 的宏愿。钟嵘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肘矣”(《诗品·序》)。建安诗歌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音调慷慨，感情激扬，语言清新，形成一种风格刚健质朴、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风。刘勰对建安诗歌特色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过深刻的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但同时也应看到，建安诗歌中也有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文心雕龙·明诗》)的“公宴”、“游览”、“赠答”一类作品，这些诗篇虽也反映出诗人们身处社会动乱中，希求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但更多地反映了诗人们吟风弄月、宴集唱酬的闲适生活，有的作品还表现出消极求仙思想。总之，李白对建安文学的主流是肯定的，而从“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可知他是赞美建安风骨的。
建安以后的六朝文学，主张为文必须“贯乎道”，“济乎义”的隋末大儒王通，历诋南朝不少名家及其作品，称谢灵运、沈约、鲍照、江淹、徐陵、庾信等为“小人”，为“狂者”，为“鄙人”，为“贪人”、斥他们的作品为傲、冶、碎、诞、淫、繁等等。隋开皇年间的李谔，不仅谓“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就连“魏之三祖”，也斥为“雕虫之小艺”。但李白并没有全盘否定六朝文学，他对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阮籍、鲍照，尤其对二谢，更为敬重。“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秋登宣城谢脁北楼》)；“我来敬亭下，辄继谢公作” (《酬殷明佐》)；“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清人王士祯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论诗绝句》)，可知并非妄言。
这时，李白才写到他所处的盛唐时代。“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圣代”今所见注本多释为“唐代”。这个释义是不准确的。因为从高祖直至中宗时期的唐代文风，是属于“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自建安至武后约为五百年)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 《修竹篇序》)的那个时代。从唐玄宗即位(712)才开始了唐代文化的“圣代”。这个初时励精图治的皇帝，为革除浮靡文风、恢复古道，特下了 《禁策判不切事宜诏》。这样，“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文人，翕然尊古，有周文雅，再阐今日”(殷璠 《河岳英灵集序》)。由于“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和陈子昂等人的革新，形式主义的诗风才得到根本扭转。“元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时代。一般指秦汉以前。或称太古、上古。《易 ·系辞》： “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结绳而治”。“垂衣”，犹言“垂裳”、“垂拱”。《易·系辞》：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旧时用以谀颂帝王的所谓无为而治。李质《艮岳赋》： “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清真”，纯洁质朴。李白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这两句诗是对盛唐政绩和文治的总的称赞，也是李白对诗歌艺术“天然去雕饰”的要求。
接四句描绘出一幅天宝开元年间盛唐文学(主要指诗歌)光华绚烂奇情壮采的画图。“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政治清明的时代，乘时而起的诗人们，有如龙腾鱼跃，显露出各自的才华。这些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交相辉映；而那些文人们，也如秋空的星群，光辉灿烂。李白这段话并无溢美之辞。试想这时期的诗坛，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豪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以及其他灿如星群的诸家，形成的那种百花吐艳，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奇观，千百年后，犹令人神往意驰。殷璠云：“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河岳英灵集·集论》)。内容与形式兼美，《诗经》的质朴典雅，《楚辞》的辞采华茂，唐诗正集其大成。而且克服了六朝至唐初诗歌中忽视内容、偏重形式的风尚，尤其是齐梁宫体诗“但贵轻艳”的影响，同时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文学技巧，更吸取了自齐永明至唐初逐步发展起来的诗歌声律经验。就这样，经唐初百余年间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开拓出了一个彪炳万世的新局面。
最后四句一转说到自己，以意见志，结束全篇。孔子编过、删过《诗》、《书》。“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肘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 ‘获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这几句回应诗的开头，说希望象孔丘那样从事一番重要的文化事业，并不是去写《春秋》 一类的历史著作。《诗经》 有“美”“刺”，《春秋》寓褒贬，归根结蒂，诗歌应以“风”“雅”为“宪章”，而自己这样的论政议诗的诗歌，如能于世有益，也就可以绝笔了。
古人以诗论诗之作虽多，大抵为“绝句”，而又往往一诗咏一事。象李白这样密切结合政治和诗歌的发展，综论从《诗经》 至盛唐诗苑利弊，态度鲜明，力陈兴“风”“雅”的主旨，且所论中肯，切合实际，不失为一篇重要的诗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