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李白 《古风五十九首》 非一时作品,汇编为组诗,而冠以“古风”之名,约在天宝初年,即萧颖士、李华等倡导复古的时候。各篇所咏,或以寓言、咏史形式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抨击;或刺穷兵黩武的拓边战争;或讽当时贵幸之徒恬侈骄纵;而“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韵语阳秋》)。孟棨 《本事诗·高逸第三》 云: “(李)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李白以“复古道”为己任,他倡导远挹《风》、《骚》,近录汉魏,扫除六朝的绮靡的诗风。此篇列为 《古风》 中第一,是表现李白复古道革新文艺思想的一首重要作品。
这实际是一首诗论。开篇即明确表达出他“宗风骚,薄声律”的意向。“大雅”,《诗经》 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对周代祖先和周初建国事迹的歌颂;也有表现对西周末期统治者怨刺的诗。“王风”,《诗经·国风》 的一部分,是周室东迁后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一带包括民歌在内的诗歌。实为“周风”。周王朝的雅诗演为地方性的风诗,正是周室陵夷的结果。称“大雅”、“王风”乃泛指我国诗歌的传统,统“风”、“雅”而言。《诗·周南·关雎·序》: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诗经》 中的 《国风》 和 《大雅》、《小雅》,封建社会进步的文人常奉为诗歌创作的标准,杜甫亦有句云: “别裁伪体亲 《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戏为六绝句》 其六)。这里首句意谓:《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的现实主义精神久已不见了! 诗人以感叹起,劈空而来,发人猛省,接以次句“吾衰竟谁陈”?又是振聋发聩之语。《论语 ·述而篇》 载孔子语:“甚矣吾衰也”。“陈”者,陈述也。据记载,周代有“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 (《礼记·王制篇》)的制度。“吾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本已可哀;“竟谁陈”,无处可以去陈述,岂不益增其哀!“吾”,从语意和全诗看是李白自称,但它也表示自孔子以来的有志之士,多以风、雅为宗。陈子昂的“风雅不作”、“兴寄都绝”,以至清人洪亮吉的“笔底居然绝点尘,卅年大雅藉扶轮”(《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 其三),他们的主张都很一致。但三句又与四句紧相联系。“蔓草”、“荆榛”都是荒芜的意思。《王风》 委于“蔓草”,是因为平王东迁,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迨至战国时,各国都国无宁日,于是文苑更荆榛遍地了。
接着再作详尽的叙述。“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龙虎”,向来喻英雄豪杰。《后汉书·耿纯传》: “因说(舞阴王李)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李白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亦云:“沙尘何茫茫! 龙虎斗朝暮”。此处专指战国时七雄,即秦、楚、齐、燕、韩、赵、魏。班固 《答宾戏》: “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诗经》 以前的神话传说,《易经》 中的爻辞,《书经》 中的文告,大都佶屈聱牙,不易读懂。而从西周开始止于春秋中叶的 《诗经》,用比较丰富统一的语言记录写作,展开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梁启超云:“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王、字字可信者,《诗经》 其首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但是由于七雄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从春秋中叶至秦,诗坛的荒芜衰败正是互相吞并带来的恶果 (啖食,同义复词: 吃。这里指吞并)。如此这般,以继承、恢复和发扬“大雅”、“王风”为己任的诗人发出深情的浩叹:“正声何微茫”! “正声”,原指纯正的乐声。《荀子·乐论》: “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也指合于音律的乐声。嵇康《琴赋》: “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后用以喻和平中正的诗篇,即上面所说“风”、“雅”一类的诗。这一向被认为是《诗经》 中的优秀篇章,可惜长久不为世人重视,人们对它已经模糊了。本诗由始至终用“敷陈其事”的赋体,沿着文学发展的轨迹,条分缕析,阐释分明。虽为诗论,但因“情韵以行”(沈德潜语),故又是以情感人的诗歌创作。在肯定“大雅”、“王风”为正声的同时,李白认为以《离骚》 为代表的 《楚辞》 为 《诗经》 之继起,故说:“哀怨起骚人”。屈原作 《离骚》,因称屈原或 《楚辞》 作者为骚人。“哀怨”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屈平之作 《离骚》,盖自怨生也”。《离骚》 是屈原生平思想最深刻的写照。他“哀众芳之芜秽”,“哀民生之多艰”;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是以芳菲悱恻之辞,“如蜩如螳,如沸如羹”,表示出对国事纷扰不宁的忧思。早于李白的初唐诗人王勃说:“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 (《上吏部裴侍郎启》)。把屈、宋和枚、马一并加以否定了。卢藏用则说:“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两人都说靡丽诗风源于屈宋。《楚辞》 比 《诗经》华美、藻饰,但它未谈人主的“宫室苑囿”,也少有名流的“沈酗骄奢”。李白不仅对骚人无贬义,还把他们视为“正声”之继! 司马迁赞《离骚》 兼有“《国风》 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诽而不乱”,“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白则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名榭空山丘” (《江上吟》)。这与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 其五),“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 的看法相类,他们对骚人的卓识,与王勃、卢藏用是不可作同日语的。前面虽云“战国多荆榛”指陈战国时期文苑的荒芜,而又将屈原等骚人之作特出于时,足见论诗之严正不阿,泾渭分明。
然而对待汉赋的态度,李白便截然不同了。“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扬马分指西汉辞赋家扬雄和司马相如。扬雄因向汉成帝献《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而闻名。司马相如的名篇是《子虚》、《上林》二赋。这些作品“铺采摛文”“理不胜辞”,也大多铺排宫廷的豪华壮丽,苑囿的美景奇观,帝王的巡游田猎等等;甚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扬雄到了晚年,也觉得这类赋“丽以淫”、“非法度所存、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去了。“激颓波”,意为振起末流,为形式主义诗风开了先河。即如上述扬、马之作。李白对汉赋也没有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他说:“余小时大人会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他继承了其中有益的东西。从总体看,汉赋虽也反映了汉帝国的强大声威和物质文化的盛况,但因不少作品是“上有所感,辄使赋之” (《汉书·枚皋传》),为帝王娱悦耳目的庙堂文学,而由他们掀起来的颓波,最后还是使铺张扬厉、内容空泛的辞赋泛滥无垠了。“废兴”二句再多一层意思。事实也正是: 时代物换星移,陵谷变迁,汉赋后来也有所变化,如东汉末年的小赋,已由“体物”变为“言志”;由歌功颂德转为揭露社会黑暗;不过诗歌“风”“雅” 的法度已经沉沦,终不能得到恢复了。旧称守其法制曰“宪章”。《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宪章者,近守其法”。这里指诗歌—— 《诗经》,更具体地说“大雅” “王风”(或称“风”“雅”)的法度。也就是诗的“兴、观、群、怨”,“美”、“刺” 作用。换言之,即它的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的现实主义精神,“亦已沦”!回应开篇的 “大雅久不作”。
上面为第一段,叙述从先秦至东汉末的诗歌发展,结以“宪章亦已沦”,以见“大雅”、“王风”、“正声”精神之衰微。第二段仍沿着诗歌发展的路子继续作评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字面上看,“自从建安来”是应包括建安时期在内。故今人有谓:“李白是将建安文学与六朝文学一概目为 ‘绮丽’、一概斥为 ‘不足珍’ 的。这显然不很正确”。沈德潜云:“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 (《唐诗别裁》)。故今人亦有沿此说称是指建安以后的诗歌。实际“不足珍”,并非一笔抹煞,而是不足以去珍视也。这对于建安时期的部分作品说,并无大错。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当时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驰骋文坛。他们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实况,而又富于忧国之思和“拯世济物” 的宏愿。钟嵘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肘矣”(《诗品·序》)。建安诗歌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音调慷慨,感情激扬,语言清新,形成一种风格刚健质朴、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诗风。刘勰对建安诗歌特色及其产生的原因作过深刻的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但同时也应看到,建安诗歌中也有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文心雕龙·明诗》)的“公宴”、“游览”、“赠答”一类作品,这些诗篇虽也反映出诗人们身处社会动乱中,希求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但更多地反映了诗人们吟风弄月、宴集唱酬的闲适生活,有的作品还表现出消极求仙思想。总之,李白对建安文学的主流是肯定的,而从“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可知他是赞美建安风骨的。
建安以后的六朝文学,主张为文必须“贯乎道”,“济乎义”的隋末大儒王通,历诋南朝不少名家及其作品,称谢灵运、沈约、鲍照、江淹、徐陵、庾信等为“小人”,为“狂者”,为“鄙人”,为“贪人”、斥他们的作品为傲、冶、碎、诞、淫、繁等等。隋开皇年间的李谔,不仅谓“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就连“魏之三祖”,也斥为“雕虫之小艺”。但李白并没有全盘否定六朝文学,他对晋宋之际的陶渊明、阮籍、鲍照,尤其对二谢,更为敬重。“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秋登宣城谢脁北楼》);“我来敬亭下,辄继谢公作” (《酬殷明佐》);“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清人王士祯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论诗绝句》),可知并非妄言。
这时,李白才写到他所处的盛唐时代。“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圣代”今所见注本多释为“唐代”。这个释义是不准确的。因为从高祖直至中宗时期的唐代文风,是属于“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自建安至武后约为五百年)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 《修竹篇序》)的那个时代。从唐玄宗即位(712)才开始了唐代文化的“圣代”。这个初时励精图治的皇帝,为革除浮靡文风、恢复古道,特下了 《禁策判不切事宜诏》。这样,“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文人,翕然尊古,有周文雅,再阐今日”(殷璠 《河岳英灵集序》)。由于“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和陈子昂等人的革新,形式主义的诗风才得到根本扭转。“元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时代。一般指秦汉以前。或称太古、上古。《易 ·系辞》: “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结绳而治”。“垂衣”,犹言“垂裳”、“垂拱”。《易·系辞》: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旧时用以谀颂帝王的所谓无为而治。李质《艮岳赋》: “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清真”,纯洁质朴。李白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这两句诗是对盛唐政绩和文治的总的称赞,也是李白对诗歌艺术“天然去雕饰”的要求。
接四句描绘出一幅天宝开元年间盛唐文学(主要指诗歌)光华绚烂奇情壮采的画图。“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政治清明的时代,乘时而起的诗人们,有如龙腾鱼跃,显露出各自的才华。这些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交相辉映;而那些文人们,也如秋空的星群,光辉灿烂。李白这段话并无溢美之辞。试想这时期的诗坛,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豪放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以及其他灿如星群的诸家,形成的那种百花吐艳,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奇观,千百年后,犹令人神往意驰。殷璠云:“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惑”(《河岳英灵集·集论》)。内容与形式兼美,《诗经》的质朴典雅,《楚辞》的辞采华茂,唐诗正集其大成。而且克服了六朝至唐初诗歌中忽视内容、偏重形式的风尚,尤其是齐梁宫体诗“但贵轻艳”的影响,同时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文学技巧,更吸取了自齐永明至唐初逐步发展起来的诗歌声律经验。就这样,经唐初百余年间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开拓出了一个彪炳万世的新局面。
最后四句一转说到自己,以意见志,结束全篇。孔子编过、删过《诗》、《书》。“获麟”,典出《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肘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 ‘获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这几句回应诗的开头,说希望象孔丘那样从事一番重要的文化事业,并不是去写《春秋》 一类的历史著作。《诗经》 有“美”“刺”,《春秋》寓褒贬,归根结蒂,诗歌应以“风”“雅”为“宪章”,而自己这样的论政议诗的诗歌,如能于世有益,也就可以绝笔了。
古人以诗论诗之作虽多,大抵为“绝句”,而又往往一诗咏一事。象李白这样密切结合政治和诗歌的发展,综论从《诗经》 至盛唐诗苑利弊,态度鲜明,力陈兴“风”“雅”的主旨,且所论中肯,切合实际,不失为一篇重要的诗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