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六两， 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 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 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 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 只当秋风过耳边。

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板桥 郑燮

这是一首广告诗。自古以来，文士耻于谈钱、羞于言利，可是郑燮却大胆地反传统，撕去遮羞布，公然在自家门口贴出此诗， 以示明码标价，老少无欺。这就够怪的了，引起当时一些“正统”文人的讥刺。其实，钱是商品经济的润滑剂，任何有效的社会劳动最后的价值标志都表现在钱上。作为书画家，在彼时社会地位不高，大官富贾只将其作为附庸风雅的对象。因此，郑板桥贴出润格，是要社会承认文艺家的艰巨劳动，这本身就是惊世骇俗的大胆反抗行为。同时，既然卖字画为生，作者就应该凭润格，合理安排精神生产、脑力劳动，不断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分量。因此，在今天看来， 郑燮写此诗倒是正常的， 天真可爱的。

诗作于乾隆二十四年，作者六十六岁。郑燮一生两次大规模卖字画。一是在青年时期，他家庭贫困，又屡试不得高中，就卖字画为生。当时作品不受人重视，卖不了多少银子。他回忆这做官前的一段生涯时说：“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心情是委屈而悲苦的。二是从山东潍县罢官归来，在家里久了，原本“为官两袖清风”，于是只得重操旧业，卖字鬻画。二女儿出嫁时，他写有赠女儿嫁奁诗：“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他只得以兰草画权作女儿嫁妆了。

第二次卖字画， 由于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又当过十年县令，再加上他艺术长进，所以生意不错，名声大噪。可是来找他写字作画的人，不少的只讲好听的恭维话，却不给任何报酬，甚或一坐半天，东拉西扯，消磨诗人的时间、精力与生命。据方志史料，这批人当中主要是扬州、淮安一带腰缠万贯的盐官富商，是他最讨厌的人。他们有钱不给，耍赖皮，打秋风，强索作品，拿回去自标清高。偶尔也带点礼品、食品来，又无济于事，因为恭维话和礼物并不能当饭吃。郑燮为了不当玩物，为了生活，为了摆脱这种胡搅蛮缠，为了赢得时间钻研艺术，就贴出了这首广告诗，一时传为美谈佳话，也有攻击为奇谈怪论、“要钱种子”的。他也不管褒贬扬抑，我行我素，取得了成功。想占便宜，要画不给钱的人减少了，想拿他的名声抬高自己的人也不怎么来了。年老的书画家逐步安排晚年生活，既提高了艺术产品的质量，又得到一定的休息。

诗的主旨严肃，却写得幽默俏皮，童心朗朗，真趣盎然。序言一开始即郑重宣布商品价格，干脆利落，语气坚定，无商讨之余地。接着说要现钱，不要礼品。“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是老实话，合情合理。而且坦率地告诉顾客，给现钱的，我心中就开心，写字画画情绪就好，质量可得到保证。再大骂盐官富商巨贾：“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账。”我是不会答应的，即使强索也不可能有好作品的。最后说，希望你们这批人以后不要再来，“年老神倦”，我已无精力跟你们周旋了。这序言是一位正直的文艺家对自己劳动的尊重，对自己作品的珍惜。

正文，“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画竹”比种竹付出的劳动量要大得多，所以买“画”钱自然比买“竹”钱要高得多。“纸高六尺”的大幅要“三千”制钱是完全合理的，诸位要理解书画家的辛劳，不要听到这个价就咋舌、就责怪!这两行诗句中还隐含着血泪，当时有不少书画家境遇悲惨.有的被迫作盐商的清客，有的寄居在佛庙里，有的借高利贷，有的卖书、卖砚台。而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富豪挥金如土，“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散去。”“又有三千金尽买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贫富悬殊、苦乐不均，污浊的官场，商人的铜臭，折磨着文艺家的心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户与赃官们还拿书画家当玩物，以他们的作品调剂肮脏的灵魂，掩饰庸俗丑恶的生活。要画不给钱，实际上就是污辱文人。诗人愤怒地说：“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进行抗议。不管这些人怎样甜言蜜语，不交出钱来，就当作耳边风，坚决不画，拒绝写字， 显示出铮铮硬骨、坚贞品节。

据记载，郑燮晚年，终日写字作画，得不到休息，有时俗客上门，脾气一来，就要骂人。《润格诗》正是这种心情的表露。它不是针对下层群众的，许多农夫、工匠、小贩、士兵、花匠、茶倌、和尚都很容易求得他的字与画。他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民间流传他的作品有三不卖：“达官贵人不卖，够了生活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他的爱憎是鲜明而强烈的。

这首诗写得很通俗，构思很奇特，内在的感情十分丰富，启迪读者想得很多。当时就受到文艺家的欢迎，有人还将它刻在石头上供人观瞻。它的艺术生命是旺盛的，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