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江头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
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
这是《踏歌词四首》的最后一首，诗人在第三首里，已把踏歌狂欢推向高潮，无法再写，也无须再写，于是结合自己的感受，为整个组诗写出尾声。
首句先定时间、空间，继写自己在这样特殊的时间、空间里闻歌。次句紧承首句，“南人行乐”，指歌者，即指当地青年男女踏歌《竹枝》;“北人悲”，指听歌者，即指自己听人家踏歌《竹枝》的内心体验;而“日暮”、“江头”，则统摄双方。每日“江头”，都有“日暮”之时，这里所说的“日暮”究竟是特指某一日的“日暮”呢?还是泛指连续多日的“日暮”呢?三、四两句作了回答。这一点，对于领会全诗的深层意蕴是非常重要的。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卒，顺宗即位。二月，任命韦执宜、王叔文等从事政治革新。四月，刘禹锡被重用，在革新运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才能，王叔文称赞他有“宰相器”。八月，顺宗“内禅”，太子李纯即皇帝位，这是宪宗，改年号为永贞(按史书惯例，一年内有几个年号的，著录时取后者，故王叔文等革新运动称“永贞革新”)，革新派人士遭到残酷迫害。九月，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十月，在赴贬所途中，加贬为朗州司马。十一月抵朗州贬所，正是严冬降雪之时。此诗三、四两句，“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乃是对一、二两句“日暮江上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划出的时间范围，而无穷诗意与无限诗情，即蕴含其中，动人心魄。作者在长安中进士，作京官，参与“永贞革新”，政治上很得意，因而诗中自称“北人”，他这位“北人”突然遭到打击，从繁华的京城贬到荒凉的“南”方朗州，就已经很“悲”。而每当“日暮”，对于穷途失意的人来说，又是最容易触发“悲”愁的时刻，“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类的诗句，正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悲”与“乐”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里出现的必然结果是：“悲”、“乐”相形，乐者愈乐而悲者愈悲。每当“日暮”作者加倍“悲”的时刻，那些“南人”——朗州的青年男女们，就开始“行乐”了，“踏歌”狂欢了。而那种踏歌狂欢，一开始就简直没个完，不到天亮不罢休。就这样，作者于冬雪之时来到朗州直到第二年春尽，每天从“日暮”到“月落乌啼”，都是在闻“竹枝”中度过的。“南人”只顾“行乐”，那晓得他这位“北人”的悲愁呢?
这首诗从艺术构思方面看，时间、空间的安排最值得注意。“南”与“北”，这是大空间。“江头”，这是小空间，包含在“南”的范围之内。从“雪里”到“三春花尽”，这是大时间。“日暮”，则包含于大时间之内，指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每日“日暮”。这段时间，是与包含“江头”在内的“南”这一空间范围统一的。在这一时、空进行的事件是“南人行乐”与“北人”闻歌而“悲”。关于“南人行乐”，作者用前面三首诗作了生动地描绘;而关于“北人”闻歌而“悲”，却点到即止，这就不能不激发读者的想象：“北人”为什么“南”来呢?他在“北”方的时候，境况如何呢?他“南”来之后，为什么不与“南人”同“乐”，反而闻歌添愁、见“乐”增“悲”呢?短短四句诗，由于空间、时间的巧妙安排，“南”与“北”对比，“悲”与“乐”相形，给读者以丰富的暗示，从而扩展了诗歌内涵，强化了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