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绝命文学”该是一种最难创作的文学。一个人在生命垂危之际，有多少心声要倾吐，有多少感慨要抒发，有多少遗嘱要吩咐!可是陆游在临终前只用二十八个字就写出了这首千古传诵的绝笔。
关于这首绝笔诗的基本内容，朱自清曾作过具体解说：“《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有这一个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的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己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爱国热诚的理想化。”(《爱国诗》)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确实平近自然，质朴无华，率意直书，流畅如话。但包蕴宏丰，感情深挚，“孤忠至性，可泣鬼神”(吴大受《诗筏》)，极其深刻而又真切地表现了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赤子心和生死观。诗中把个人的生死存亡与国家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生前的逆境与死后的喜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未竟的至愿与对后代的激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全诗具有极强的概括性，高度的自信心，巨大的感召力。
我国古代有不少人少年壮志凌云，中年叱咤风云，一到晚年，却往往看破红尘，消极遁世。而陆游一生爱国，矢志不渝，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致仕在野，无论时局有利，还是形势险恶，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升沉利害，也不介意所受的排挤打击。“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为了统一祖国，他始终斗志昂扬，直道而行。不因年高而改变初衷，不因贫病而忘怀素志，烈士暮年，斗志弥坚。尽管“衰发如蓬面枯瘦”(《六十吟》)，但“犹怀万里玉关情”(《书叹》)，“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感事六言》)。这首《示儿》诗，正是陆游爱国一生的形象概括。
陆游的爱国忧民思想，洋溢着生气勃勃的积极进取精神。他始终以战斗的姿态在逆境中抗争，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朴素的唯物观点看待事物。他深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他深信敌必败，我必胜：“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胡无人》)“四海一家天历数”(《感愤》)。他预示胜利，但不轻信胜利;他坚信胜利会到来，但又意识到胜利的道路很曲折。因此，他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信念至死不变，死而不巳：“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他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把后来人看作是统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橐鞬。”(《村饮示邻曲》)这首《示儿》诗，也正是陆游对祖国前途乐观自信的生动写照。
陆游《示儿》诗久传不衰，还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在宋代，每当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都会有人自然地联想到它。如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南宋和蒙古合兵灭金，刘克庄便在《端嘉杂诗》中写道：“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篑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荐，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六十六年，宋被元灭，“林景熙收宋二帝遗骨，树以冬青，为诗纪之;复有歌题放翁卷后云：‘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每读此，未尝不为滴泪也。”(胡应麟《诗薮》)这种感召力量，可能还有异代相通的绵延性和穿透力。比如关向应在病中还读陆游诗，“他说陆放翁是一个豪迈的爱国诗人，他再三赞叹而且神往地背诵着陆放翁的《示儿》诗”(黄既《关向应同志在病中》)。即使在今天，赏读《示儿》诗仍感撼人心旌，启人心智，发人深省，催人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