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转江淮粟，休添苑囿兵。
由来貔虎士，不满凤凰城。
此诗写京城兵满为患之忧。“当时漕运，取给江淮，故史有唐得江淮济中兴之语。刘晏均节赋役，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若宿卫冗军不裁，立见其匮也。此独狐及有倾天下之财，给不用之兵等语。”(仇注引卢元昌语)唐代偌大一个京城长安甚至整个关中地区的权贵官僚和国家机器的粮饷用度，主要从江淮人民那里索取，这本身已是老百姓沉重的负担。然而在京城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仍不断地增加京城的兵员，这无疑更加重人民的负担。唐初的府兵，是“藏之于民”的，士兵不脱离生产而能充宿卫之责。其后召壮士充宿卫，兵农遂分，兵不事生产，饷用全靠百姓提供。但是军队驻京的祸患并不仅仅是增加粮饷负担，而且还潜伏着动乱。内侍鱼朝恩以神策军(禁卫军之一军)从皇上屯兵禁苑中，皇帝宠宦官，宦官掌禁旅，必然后患无穷。所以杜甫说：“任转江淮粟，休添苑囿兵。”其意是说：就算是大量地调拨江淮粮米，虽然老百姓负担沉重，但似乎还能忍受。然而大量地增添皇家禁苑的禁卫军，其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任”与“休”应当关联起来理解，不是“听任”的意思，而是说“即使……也不要……”：宁肯[让统治者]不断剥削，也不能[让京城]住满军队。前边的“宁肯”是不得已、不情愿的让步，为的是求得后边的结果的实现。下句的“貔虎士”本指猛勇的兵士，这里指禁卫军;“凤凰城”，即京城长安。其意是说：自古以来，皇帝的禁卫军都是很有限的，不曾有过满京城都是军兵的历史。这里有两点颇耐寻味：一是“由来”，表明从来都是如彼如彼，而现在却是如此如此，则反证现在的如此如此，是违背常规，不合常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样也就证明上句“休添苑囿兵”的意见是正确的;二是“貔虎士”对“凤凰城”，貔虎是凶猛之兽，凤凰是吉祥之鸟，这里以指皇帝。在吉祥之鸟的城里充满着凶猛之兽，其后果可想而知。这也就从反面说明“江淮粟”也是不应当“任转”的。这首诗从态度上说，不应理解为劝阻添兵，而应是批评兵满，也就是说，在诗人写诗时，苑囿早已添兵，风凰城里早已满是貔虎士了。这首诗在表意上的特点是，以表面上的让步关系来加重内容所指的严酷程度。“转粟”已为不堪，所以“任”转者，是由于“添兵”尤不能堪;“貔虎”满城不仅一反常规，而且有危于天子、臣民。这样，诗人的忧愁也就层层加重，不可排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