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诗歌·陶者·鲁山山行》鉴赏

《两宋诗歌·陶者·鲁山山行》鉴赏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这首诗,是他在康定元年接受上级委任,赴河南叶县和鲁山会同当地官吏,进行农业生产调查时,记道中所见所感的写景诗。

鲁山,一名露山,在河南鲁山县之东北,与襄城县西南边境接壤。时梅尧臣为襄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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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近体五律,写得玲珑精巧,极富诗味。特别是“熊”与“鹿”一联,不仅属对工稳,味之诗意、诗情,也体贴入微,且略带某些理趣。南宋陆游曾化用梅诗佳句于自己的《感旧》诗中。写道:“霜郊熊扑树,雪路马蒙毡。”两相对照,细加体察,即可看出梅诗胜过陆诗。因为梅诗上句五字写了两层意思,即:秋林霜落,一望无垠,而熊才升树远眺,层次井然,内蕴丰赡。而陆游上句只单讲了“熊于霜郊扑树”一个场景,即无梅诗富丰而入微。元人方回认为“好峰”与“幽径”一联“尤工而有味”,可聊备一说。

梅尧臣这种写景诗,继承了唐代王维、孟浩然山水诗传统,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即开创了宋诗以新颖工巧取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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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这些诗歌,特别是《汝坟贫女》这一类诗,所具有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它抓住若干典型镜头,以写实手法,反映了北宋初期人民的种种苦难,抒发了诗人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的可贵感情。这种精神,于当时“西昆体”统治诗坛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为难得、更为可敬。

值得特别注意的,其意义不仅在此,更重要的是,梅尧臣的诗文活动,为我国诗歌革新——宋诗后来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他也如初唐诗祖陈子昂一样,既有自己的诗歌理论,又有自己体现其理论的创作实践。因此,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他在襄城时期的创作,显示了他的诗歌独特风格的最后形成。现在选读的《汝坟贫女》、《陶者》和前边提到的《田家语》以及《梦登河汉》等其他一些诗歌,确是梅诗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当代学者朱东润对它们的评价甚高。认为上述那些诗,从现实主义成就看,应当将其放在杜甫“三吏”、“三别”同样的高度加以审视。并说:北宋“从真宗时代的孙和起,就提出学习杜甫的口号,到这时的梅尧臣,才算是真正的结了果实。”(详见朱撰《梅尧臣传》)

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的评价,是否符合梅诗的事实?如果把梅诗细加分析与体悟,就会觉得“朱评”基本上是属实的、中肯的。因为:

首先,两位诗人的立场一致

他们两人都是从热爱国家、关心人民这个基本立场出发,来赋写自己的诗歌的。杜甫的“三吏”、“三别”同梅尧臣的《汝坟贫女》、《田家语》等诗,都充分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不须多作解说。

其次,诗作的人民性同样鲜明

他们都主张诗歌应当因时因事而作,而对那种“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作品持批判态度,均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政治性。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和梅尧臣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等创作主张,基本上是相通的。因此,杜诗与梅诗在倾向上和题材上讲,都属于反映社情、国情和民情的时事性颇强的政治诗。当然,他俩均还有其他类别的诗歌,属于本论范围之外的,则不作比较。

其三,诗歌的表达方式也甚相近

上述所提到的两类诗,都采用了“实录”形式来表达诗人的创作意向和阐明诗歌主旨。例如《汝坟贫女》,酷似《兵车行》,都是作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件,含而不露,到最后也不直接点破题旨,,有意识地留待读者自己去体察、去认识。“真意寓于不言之中”,乃杜诗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梅诗似乎也显示了这一点。

按照明代诗论家、《杜诗通》作者张綖对杜诗的评论,指出杜甫《兵车行》是“刺也”;《石壕吏》是“哀也”;《新安吏》则是“慰也”,并说“慰哀之者,是亦刺也”。那么,我们不妨也拿这个来衡量、评论梅尧臣的诗,看看情况如何?梅诗的《田家语》、《陶者》和《梦登河汉》等,都属于张綖所说的“刺也”之诗。如《陶者》整篇不外乎四句、二十个字,篇幅极小,却包涵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厚同情,表达了作者的强烈爱憎。它以“陶者无片瓦”和“不劳者居大厦”两句简朴诗语,将劳动者与肉食者的严重对立,完全、彻底地揭露了出来。这同杜诗中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具有同样的深刻意义。

至于梅诗的《汝坟贫女》,我们可以说它是既“刺也”,又“哀也”。它深深地“刺”了郡吏的残暴和县官的可恶(从当时背景来看,这被“刺”县官,很可能是诗人自己的一种“自责”);同时它是“哀也”,哀贫女的可怜和人民苦难的深重。虽然,诗作的篇幅较杜诗的短小,反映的事实,也比较简单,但它们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效果,都是不差上下的。

梅尧臣同杜甫、白居易一样,都非常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当然,作为一位诗人,必然不会忽视艺术上的要求。据同时代的密友欧阳修(比梅年轻五岁),在自己的《诗话》(后改称为《六一诗话》)中,曾引述梅尧臣语曰:

圣俞 (梅尧臣之字) 尝语余曰: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从这些讲得十分精到的话语中,可以想见,诗人是既重诗的内容又重诗的技巧的。读读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腊月雪》、《鲁山山行》、《江上遇雷雨》和《秋日居家》,以及《金陵三首》等,也确实能看到他的艺术主张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