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蝶恋花》原文赏析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王国维致力于填词，主要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三年(1907)间。这期间，他曾饱尝生离死别的滋味。如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为谟生两度北上，一次归来奔父丧，一次归来赋悼亡，都是生离之后继以死别。因此，他的《人间词》甲、乙两稿中有不少写离恨别苦的篇什，而由于有切身感受，往往写得极其凄惋悱恻。这首词也以居者之相思、行者之旅愁为抒写内容。但如果细加品味，可以看到，它是作者所说的“造境”之作，不是“写境”之作(见《人间词话》第二则)。其所造之境、所托之意，已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事，不复是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人间悲剧。用他在《红楼梦评论·余论》中的话来说，“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
词以“百尺朱楼临大道”一句在起处展示了两个空间：一个空间是一座高楼，另一空间是一条大道。前者是居者的空间，后者是行人的空间。这两个空间为下面所要描述的那一人间悲剧提供了舞台。紧承这一起句，二、三两句“楼外轻雷，不问昏和晓”，先写这条大道上不分昼夜、往来不停的车马，让读者见到风尘仆仆的行人前，先听到隐隐若雷的车声。这两句，除了要引出下面所写的“行人”外，其词笔所及，则并不局限于某一个行人，主要是写那楼外的劳劳尘寰、扰扰世界——产生无数生离死别悲剧的大舞台。词的第四句“独倚阑干人窈窕”，把高楼内的居者也推上了场。“窈窕”，点明其身分为女性;“独倚”，暗示其处境之孤寂。过拍“闲中数尽行人小”一句，更把楼上独倚阑干的闺人与楼外车马劳顿的行人连结了起来。也许这位闽人所期待的是某一个行人的归来，而其一片遐思、无穷幽恨却投向和融入那楼外熙熙攘攘的行人群中。句中的“闲”字和“数尽”二字，写出了其百无聊赖的状态;句末的一个“小”字，写出了其目送每一个行人远去的情景。这是写楼上之人的俯视，如果同时兼写楼下之人的仰视，则正似姜夔《过德清》诗所写：“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烟波渐远桥东去，犹见阑干一点愁。”这“一点愁”是居者与行人所共有、相沟通的。
下片换头“一霎车尘生树杪”句，在写法上是以扫为生，先把出现于上片的车马行人一笔扫去，从而生出下文。独倚阑干，闲数行人，本已难填补空虚的岁月，更何况路过楼前的车马，在望中总归是迅即远去，最后只见树杪扬起一阵灰尘，连那投向行人的视线竟也在一霎间为空间的距离所阻断。但最可悲的却是下两句所说：“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人已为无情的空间隔离，而无情的时间又使陌上、楼头之人，分别在风尘仆仆的旅途中、在闲数行人的阑干畔老去。那么，纵使行人有归来之日，也将如作者在另一首《蝶恋花》词中所说：“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在这充满苦痛的人间，离别是一个悲剧，归来还是一个悲剧。作者笔下的悲剧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绵延相续、重重叠叠的;在作者看来，人生的苦海，无论从时、空两方面看，都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词的歇拍两句“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则把词境化入傍晚的风雨之中，在终篇处推出一个明天将出现的路途积水、车马难行的更凄苦的场面。
作者在《人间词话》中把词人的观照分为“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者，并指出：前者，“物皆着我之色彩”，为“有我之境”;后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为“无我之境”。署名樊志厚作的《人间词乙稿序》似把这首《蝶恋花》归入后者，称其为“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合作”，也就是说，这是一首属于“以物观物”、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已合而为一之作。词人对此人间悲剧是作为纯客观的观照者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