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诗》作于崇宁元年(1102)八月，上年七月苏轼已病逝于常州。这首诗也是对苏轼的深沉悼念。这年六月，黄山谷知太平州，九天即被罢，于是想到荆南去。当时赵挺之为相，和山谷有矛盾，也想置之死地，第二年把他编管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崇宁四年黄即卒于贬所。了解山谷此时处境，可以体会此诗措辞的深沉。“跋”字表示对苏轼的尊敬。苏轼晚年知扬州时，和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南迁之后又和《归田园居》八十九首。绍圣元年(1094)东坡被安置惠州。在唐宋时代，贬到边远瘴疠之乡，就等于置之死地。连韩愈、李德裕、寇准这样的名臣，都曾为南迁而凄怆，李德裕、寇准就死在贬所。了解这个背景，才懂得这诗首两句的分量。何况章惇(当时的宰相)一心要杀苏轼。而苏轼是不以迁谪悲怆自苦的。他写过这样一些诗句：“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章惇以为把苏轼放到惠州，水土不服和悲伤足以致他于死命，哪知东坡随遇而安，在惠州《纵笔》说：“白须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艇斋诗话》说：“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治所在今广东海南岛儋县)，以为安稳，故再迁也。”“时宰欲杀之”是有事实根据的，作者不直书章惇名字而用“时宰”二字，是含有深意的。北宋自绍圣以至灭亡，宰相弄权，残害善良，比比皆是。不独章惇一人，黄庭坚也亲受时宰之害，故着此二字以见小人弄权为祸之烈。从本诗看，这两句是为反衬东坡之胸怀人品，交代题目中“和陶诗”的背景。
三四两句一转，用寻常的动作，写出东坡高超的人品。心胸不开阔的人，忧伤终老，而东坡却能“饱吃惠州饭”，说明不以迁谪介意。这里注家都引杜诗“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为出处，实际是用东坡《儋耳》诗“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之意。第四句入题。凡手至此，不免就《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作者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东坡，大开大合。五六两句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称呼上加以变化(子瞻——东坡，渊明——彭泽)。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作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目之为处士。而苏东坡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渊明喻东坡，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同，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七句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八句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人乎？诗乎？由读者自去领会。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一说：“凡短章最要层次多，每一二句，即当一大段，相接有万里之势。山谷多如此。凡大家短章多如此。”可以说明这首诗的特色。东坡和陶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作者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东坡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相似，其细心和诗，境界可知。这是作者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山谷短古的刻意求精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