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志诗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尝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报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

《后汉书》郦炎传载： “郦炎字文胜……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诗二篇，即《见志诗》二首。

在这两首抒写怀抱的诗篇中，郦炎善于论辩说理的特长也有所体现。试看第一首“贤愚岂尝类”六句，就着人的才遇问题，引入贤愚、清浊、贵贱、贫富、天人、通塞等一系列对立范畴，针对社会弊端深致感慨：才之贤愚系乎人们禀性的清浊，遇之通塞则取决于身外条件——“人籍”与“天录”。人籍指官方造的名册，天录指天神降的图录(当然是迷信和骗局)，名列其中乃有作官为宦的资格，但能否取得这种资格，又决定于出身的贵贱贫富。有钱有势者虽愚亦通，无钱无势者虽贤犹塞。正是这种通塞不由己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才与遇之间的矛盾，使许许多多志士贤才，空怀济世报国之心，苦无施展抱负之路。第二首直接说理的虽只“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两句，但全诗思路自始至终在矛盾斗争、假设推理中展开，比第一首更富于论辩色彩。

当然，真正赋予本诗以艺术生命的并不是论辩说理，而是它的两种形象化的手段：比兴和用典。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大、夷(平)、长，通也;窘、狭、促，塞也。开头两句便借助比兴，将仕进的通塞与行路的通塞联系起来。然后以物喻人，自比“修翼”、 “远趾”。修翼，长长的翅膀，指鸿鹄一类的大鸟;远趾，跨步高远的骏马。鸿鹄不栖低枝，骏马不蹈狭路，它们志在展翅凌空(“陵霄”同“凌霄”)，奋足千里，那超高迈远迅疾驰骋的速度，是谁也追之不及的。可叹的是，眼前并非平而且长的大道，而是狭窄局促的窘路。才干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竟是如此尖锐而严峻!第二首中又有灵芝，秋兰之喻。灵芝生非其地，因洪波冲击而动荡飘摇：秋兰荣非其时，遭严霜摧残而枝叶凋零。它们的处境恰如我的遭遇。 “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啊，倘若芝兰植根于泰山之旁，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鸿鹄骏马，灵芝秋兰，从《楚辞》以来便是贤人志士的象征，用它们来比喻自己，可见诗人自视之高，更可探诗人不平之甚。

陈平、韩信，都是西汉开国功臣。《汉书》陈平传载：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 ‘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同书韩信传载： “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至城下钓，有一漂母哀之，饭信，竟漂数十日。”后来二人皆成大器。诗人身处修翼不舒、远趾难奋的困境，一面浩叹通塞之不由人，一面又想起陈平和韩信。他们始于贫贱，终得富贵，执掌天下大权，享领万种厚禄，名重如山，流芳千载，亦可见将相无种，大丈夫不该向命运屈服。然而顾念自身，文质彬彬，怀才不遇，简直就象长沙太傅贾谊。贾谊是西汉高贤，欲为文帝革故图新，因遭绛侯周勃、权臣灌婴毁谤，以崇尚浮华、不务实际的罪名贬窜长沙。贤才抑而不用，自古而然，史不绝书。纵使抱美玉、乘龙骥，也需有卞和、伯乐那样的慧眼，才得出头之日。 “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至于孔夫子那样以培养、奖誉人才为己任的圣哲，就更是千载难逢了。《论语·先进》：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乐;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即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而言;所列九人，都是孔子弟子，因得孔子奖誉成为举世闻名的贤人。

用典，其实也是一种比兴。在本诗中，比兴是以物喻人，用典是以古喻今，两者都是诗人通过譬喻刻画自我形象、抒写内心激情。但两首诗的形象、情调并不相同。第一首诗人用来自喻的是鸿鹄、骏马这样超尘绝世之物，陈平、韩信这样名垂千古之人，从中寄托自己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虽因贫贱而窘塞，亦不坠青云之志，情调是雄浑高亢的。第二首诗人用来自喻的是不得其地、不逢其时的芳草芝兰，是抑而不用、身遭贬谪的贤才贾谊，从中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在对伯乐、卞和、孔仲尼的呼唤中充满着无可奈何的伤感，情调是凄婉低沉的。

《见志诗》二首，以舒凌宵羽、奋千里足始，以抱玉乘骥、不遇乐和终，正从结构上体现了在通塞不由己、贤才抑不用的社会条件下，有志之士从追求到幻灭的心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