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柴桑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刘柴桑是曾作过柴桑县令的刘程之，字仲思，因其不仕，自号遗民。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起兵，次年篡位，刘入庐山西林隐居，12年而卒。时人称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为“浔阳三隐”。诗人与刘，庐阜往还，唱酬赠答，今存《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首。此诗约作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诗人与刘隐居志趣相近，故而和之，以抒怀抱。
开篇四句，自叙心迹。刘的隐居是在元兴二年冬(公元403年)，而诗人于义熙元年十一月(公元405年)归隐田园， 其间晚于刘二年。无论从诗人本心来看，还是就时间先后而言， “见招”显然是指诗人归隐已迟而“久”，断无再招刘隐居之理。既然诗人早已为“山泽”所召唤，为什么还要踌躇徘徊呢?只是为了亲友之故，才不忍做离群索居的事。况且是“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为生活计，也只能归隐田园，不能索居深山大泽。何况诗人的情操是“心远地自偏”，又何必非要离群索居不可呢? “良辰”二句，承上启下。美好时机触发了诗人高洁的心志，拿起手杖就回西庐，对于仕途不屑一顾。这是承上四句作结，以言归隐。启下八句，写出田园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是自谋生计，二是饮酒自娱。前四句写自谋生计，先以“荒途无人”、 “时见废墟”的战后田园情景作铺垫，突出田庐修建完毕。新田也开始了第三年的治理(“畲”yu)。表露离开尔虞我诈的官场后，渐趋宁静的心态。后四句写诗人于东风(“谷风”)甫至时饮酒自娱，先点出饮春酒以驱除早春清寒和身体苦乏(“饥劬”);再以“弱女”二句作比，映出虽无佳酿可享，但以浊醪疗饥御寒也可聊胜于无，从而展示自适自娱的性格。末尾六句发议论以共勉。 “栖栖”二句，言世事令人不安，归隐后则诗人与世事两相疏远。正表现出世事之难在于密的周匝之苦和高士之癖在于疏的怡然之乐，这是于清苦归隐生活中对“但使愿无违”的欢愉心境的概括。 “耕织”二句以衣食自足为足而别无奢求承上句“疏”之深义，度到“去去”二句的旷达：百年之后， “身名同翳如”，一切都泯灭了，焉能顾及其他身外之物。寄托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顺应自然以超脱的思想。
或言，遗民有女无男，并以为憾。诗人固以达者之言解之。甚而认为如以“弱女”喻酒是“险薄轻儇笔意”。前者是以为此诗直写刘遗民隐居事，而忽略了诗人的本心和隐居的先后。后者则以道学之心衡量诗人旷达率真的情性，不识自然之理的真谛。其实以“弱女”喻酒之醨薄，正写出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的不可或缺。虽不及膏粱裹腹，绵帛蔽体，但也良胜于无。曲尽贫士嗜酒的常态。而且也是诗人食鱼不必河鲂之意，与“耕织”二句情理呼应。末尾六句往复三折，既上结下收，又前呼后应，使议论之理达到无可辩驳的坚实程度。至使全诗结构严谨，跌宕有致，而又不失其自然朴实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