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诗是汉代乐府民歌中思想最激烈、斗争性最强的一篇作品。汉代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战祸频仍，民不聊生。一个需要养活弱妻幼儿的男子汉，家徒四壁，缺衣少食，万般无奈，只得铤而走险，提着武器，当“强盗”去了。《东门行》所表现的内容是封建社会乱世最常见的社会问题：在残酷压榨下的劳动人民走投无路，只得起来造反，以求生存。
这首诗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乐府民歌叙事性强的特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些波折的故事，看似平淡而实际上很深沉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开笔就写主人公“出东门，不顾归”， “不顾归”三字有力地点出此人态度的坚决。他大概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斗争才下定决心的。但是出人意外，他又回家了， “来入门，怅欲悲”。这一波折，既真实，又深刻。它表现了这位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心情。一个普通的人，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造反的，更何况家中还有妻儿。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又回来了，然而回家后只是更为怅惘和伤悲，因为看到的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既无吃的，又没穿的，使他感到毫无希望，激怒他再次“拔剑东门去”。 “出东门”——“来入门”——“拔剑东门去”，这去、来、再去曲折的描写，真实而有力地表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深刻思想内容。这其间没有作者主观的表述，完全是用叙事的方式来达到的。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是主人公和其妻的对话，实际上仍然是叙事。妻劝夫的几句话，是愤慨，也是哀伤;是苦劝，也是责怪。这位善良柔弱的妇人是多么可怜啊!她知道，丈夫去造反，不但本人有生命危险，家中妻儿也得遭杀戮，那可是灭门之灾啊! “贱妾与君共餔糜”，宁愿在一起喝粥，这是劝阻丈夫到头的话语了，可是，她也晓得家里是连熬粥的米都没有的， “共餔糜”，等于白说，所以后面的话简直就是誓言咒语了：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看在老天爷和孩子的份上，还是不要去冒险吧，这是多么沉痛和无可奈何的哀告!最后急促说出来的“今非”，是绝望的悲叹，也含着对丈夫的责怪，更是埋藏在内心痛苦的爆发。她也对现实不满，但她只想到忍耐，从忍耐中求得生存。但是，妻子劝阻的话越加激化了丈夫造反的思想： “共餔糜”， “盎中无斗米储”，哪儿来的“糜”! “仓浪天”，管什么用! “黄口儿”，本来就养不活!只有反抗， 别无良策。诗的最后是丈夫对妻子劝阻的回答：“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口气愤怒、严厉、决绝，可以看成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申斥。忍耐有什么用，只有起来造反，才或许有一线生路，晚走不如早去。这夫妇俩的对话，一低沉悲怨，一激昂愤怒，一软一硬，强烈的反差，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把诗的主题揭示得更为深刻、有力。
这是一首不长的叙事诗，它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场景，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有较强的情节性，而且在短短的篇幅里，刻画出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对话的生动自不待言，心理变化的描写也很贴切，男主人公由犹豫不定到最后下定决心，其变化叙述得极其自然。另外，诗中对人物动作只有简单交代，但亦为点睛之笔，如写男主人公开始要造反是“出东门，不顾归”，再次决定造反是“拔剑东门去”，这“拔剑”的动作，就突出地勾勒出他此时已非常气愤，怒不可遏。写妻子劝阻丈夫时是“牵衣啼”，这“牵衣”的动作就勾画出她彼时紧张、害怕的神态。
《东门行》在句法上变化自如，随内容而定，尤其是夫妇的对话，长短不一，参差不齐，妻子的委曲哀怨，丈夫的急迫愤怒，活脱脱地画出了两人对话时的声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