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鉴赏

古文观止·《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隐公元年)



初, 郑武公娶于申, 曰武姜 【1】。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 惊姜氏, 故名曰“寤生”, 遂恶之【2】。爱共叔段, 欲立之。亟请于武公【3】, 公弗许。及庄公即位, 为之请制 【4】。公曰: “制, 岩邑也, 虢叔死焉 【5】, 他邑唯命。”请京, 使居之, 谓之京城大叔【6】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 【7】, 国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 不过参国之一 【8】, 中, 五之一, 小, 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君将不堪【9】。”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 【10】 ?”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 无使滋蔓。蔓, 难图也; 蔓草犹不可除, 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 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11】。公子吕曰:“国不堪贰, 君将若之何? 欲与太叔, 臣请事之; 若弗与, 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 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 至于廪延 【12】。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13】。”公曰:“不义不昵, 厚将崩。”

大叔完聚, 缮甲兵, 具卒乘【14】, 将袭郑。夫人将启之 【15】, 公闻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16】。公伐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17】

书曰 【18】:“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 故曰克。称郑伯, 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 难之也 【19】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20】:“不及黄泉【21】,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22】,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23】。”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24】!”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25】,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26】。”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27】: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28】。《》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29】。”其是之谓乎?



【注释】

【1】初:以前、当初。《左传》所叙述的都是本年发生的事,如果此事需追溯以往,便用“初”字来表示。郑武公:姓姬,名掘突。申:国名,姜姓,在今河南南阳县。武姜:武,表示其丈夫为武公,姜,自己的姓。

【2】寤(wu)生:逆生,指产儿出生时脚先下,母亲难产。寤,假借为牾。恶(wu):讨厌。

【3】亟(qi)请:屡次请求。

【4】之:代词,指共叔段。制:地名,又名虎牢,在今河南巩县东。原在虢(guo)国境内,后被郑所灭。

【5】岩邑:险阻的地方。虢叔:东虢君。虢分为东西二国,都是姬姓。

【6】京: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大:同“太”,下同。

【7】祭(zhai)仲:郑大夫,又称祭足,仲足,祭封人仲足。雉(zhi):量词。古时候计算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都:与国相对,国指国都,都则指其他城市。城:指城垣,即城墙。

【8】参: 同“三”。

【9】不度:不合当时的法度。非制:不符合制度。不堪:意即不能控制。

【10】辟:同“避”。

【11】 鄙: 边邑。贰: 两属。既属于郑庄公, 又属于共叔段。

【12】 廪延: 郑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13】 厚: 指土地得到扩大。

【14】 完: 修缮城廓。聚, 收集粮草。缮: 修理, 制造。卒: 步兵。乘: 兵车。

【15】 启: 开城门作内应。

【16】 鄢 (yan): 古国名, 妘 (yan) 姓, 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为郑武公所灭。后改称鄢陵。

【17】 五月辛丑: 即鲁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共 (gong): 古国名, 在今河南辉县。段出奔共, 故称共叔段。

【18】 书: 指 《春秋》原文。

【19】 郑志: 郑庄公的本心, 指他蓄意纵容诱导了这件事的发展。难: 为难之处。

【20】 城颍: 即临颍, 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

【21】 黄泉: 地下的水泉。其意谓人死之后, 埋在地下, 就是到了黄泉。

【22】 颍考叔: 郑大夫。颍谷: 郑边邑。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封人: 管理疆界、土地的官。

【23】 羹: 肉汁。这里泛指肉食。遗 (wei): 给、送。

【24】 繄 (yi): 句首语助词, 相当于“只、惟”。

【25】 阙: 同“掘”。

【26】 泄泄 (yiyi): 快乐的样子。

【27】 君子曰: 这是《左传》作者对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评论的方式。为后代史书中论赞等的起源。

【28】 施 (yi): 延, 扩展, 意即“扩大影响”。

【29】 匮 (kui): 穷尽。锡: 赐予、影响。类: 同类的人。



【赏析】

《左传》, 即 《春秋左氏传》。据传说, 孔子“引鲁史而作 《春秋》”,记载我国春秋之时, 列国吞并侵伐的历史, 被奉为“五经”之一。由于 《春秋》的记事非常简单, 孔子同时的鲁国人左丘明便为《春秋》作传, 就是《左传》。《左传》是我国最早的编年史之一, 在文学方面也有重要价值,其记事的详备及泱泱文采, 似得造化之工, 一直是文学史上传世的经典名著。

“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是《春秋》的原文, 那么事情的原委及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左传》对此作了详尽而生动的叙述。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始到“谓之京城大叔”,写郑庄公与共叔段、武姜之间矛盾的由来。武姜显然是祸端之一,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却偏偏溺爱共叔段而厌恶郑庄公,甚至置“立子以嫡、以长”的宗法制度而不顾,屡次向郑武公请求立次子共叔段,当目的没有达到,庄公终于继承王位后,她又多次为段争取地盘,千方百计扩大段的权力,可见姜氏的偏和任性。而面对这一切,郑庄公又是怎样表现的呢?当姜氏为段请求制这个地方的时候,庄公回答道:“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既拒绝了封制的请求,又让专横的姜氏无话可说,这种不露声色的态度引发了读者的兴趣,也为下文设下伏笔。

第二部分从“祭仲曰”到“既而悔之”。这是文章的精彩段落,故事步步深入,矛盾层层展开。首先,用祭仲的话点明“今京不度”,指出段的势力过大,继而写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己”,然后又“收贰以为己邑”,尽述段的骄纵与贪婪,最后“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要与庄公决一雌雄,而姜氏则“将启之”,准备为段打开城门,作内应。结果呢,在庄公的讨伐下,段大败,逃亡共。段一步步地变本加厉,秣马厉兵,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每当他势力有所扩大,都有祭仲、公子吕、子封等向郑庄公发生警告,催促他尽快采取防范措施。那么,庄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当我们仔细琢磨庄公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态度时,才体味到《左传》作者的匠心之所在,并深深为其笔法的精到所折服。

且看,当祭仲警告郑庄公段的封地京发展得不合法度,有可能控制不住时,庄公的回答和第一部分中的态度多么相似:“姜氏欲之,焉辟害?”似乎都表现了对母命的至遵与无奈,而当祭仲开始谴责姜氏的“何厌之有”时,庄公才开始解释自己的“无动于衷”——“多行不义,必自毙”,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子姑待之”四个字才稍露天机。

再看,当公子吕针对段争夺西鄙北鄙提出警告时,庄公又回以泰然的一句:“无庸,将自及。”显然庄公心中是自有打算的,因而,他对于段的步步进逼不是被动地加以抑制,而是有意地推波助澜。当子封警告庄公“厚将得众”时,庄公似乎已经看到了段的覆灭下场,胸有成竹地说:“不义不昵,厚将崩。”庄公的老辣至此已表现得淋漓尽致,看来他就等待着段的最后行动了。

决战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段“将袭郑”,姜氏“将启之”,而庄公则“闻其期”,矛盾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庄公决非无动于衷,而是蓄谋伺机,实际上段和姜氏的一举一动都尽在其密切注视之中。庄公先发制人,首先出兵伐段,大获全胜后乘胜追击,逼段于一隅,使之成为“共叔段”。

在这场“兄弟相煎”的争斗中, 段在明处, 庄公在暗处; 段的行动已经使心机泄露无遗, 而庄公在欲擒故纵的同时, 还在尽力地掩饰自己, 这样做, 既可使段更加肆无忌惮, 恶贯满盈, 加快其走向灭亡的速度, 又可使自己显得更加雍容大度。可见, 写共叔段完全是为写庄公作衬托, 段看似嚣张, 而庄公则更为阴险毒辣, 不友不孝,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自明了。

而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笔, 又落在了文章的重要线索——庄公和姜氏的关系身上。这样的安排使全文结构更趋明晰和完整, 又引起下文。胜利了的庄公已无需再掩盖自己峥嵘的内心, 将亲生母亲姜氏囚禁起来, 并发誓:“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此恨积郁之久已暴露无遗。

文章到此, 似已结束, 但《左传》叙事的起伏跌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左传》所描述的人物, 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格层次, 而成为复杂的结构, 郑庄公就是如此, 很快他就后悔自己对于姜氏的处理方式了。为什么要后悔,也许有诸多原因可以追究, 母亲毕竟是母亲, 亲子之情, 人人有之, 并且在以“孝”为至高伦理准则的时代, 作为一国之主, 过分的不孝,也会带来更多不可估量的不利因素, 自己本身就绝情绝义, 又如何以教化治国呢? 于是故事进入了第三部分。

这最后的部分, 出现了颍考叔这样一个人物, 他是作者极为推祟的一个象征。他以己之“孝”感化了郑庄公, 又深谙群臣之礼, 也是“忠”的楷模。他想庄公之所想, 知其悔而见庄公,使从不轻露声色的庄公倾诉苦衷, 又为其设计了“阙地及泉”与姜氏相见的万全之策, 保全了国君的面子。使母子俩在快乐的气氛中相好如初。全文以庄公母子的关系起笔, 又以此作结, 首尾呼应, 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构思。

在不过五百字的叙述中, 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 说明《左传》不愧为典范之作。其用笔的简练, 可以说到了惜墨如金的程度, 写姜氏偏爱共叔段, 为了立他为王,“亟请于武公”, 一个“亟”字充分暴露了姜氏的迫不急待, 用笔极妙。当共叔段要进攻郑时, 庄公再不像前几次回答臣子们的警告时, 从容不迫地晓之以“理”, 这次只说了寥寥的两个字:“可矣!”便下达了讨伐的命令, 可以想见, 他这时已是急不可耐, 这个时机他已等待了不知多久, 而他又是多么决断, 这两个字的涵力之深, 足见作者笔力的不凡。

再有, 对于人物的刻画, 也是极为生动的, 读过此文, 性格各异的郑庄公、姜氏、共叔段都翩然而至, 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屏障, 仍然栩栩如生地表现着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随着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每个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各有侧面的丰满而鲜明的形象, 而郑庄公的老辣和复杂, 则凝聚了作者的大部分笔力, 使文章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千百年来, 这一名篇佳作使人百读不倦的秘密, 大概就在于此吧。

再有,作为“解经”之作,《左传》也沿袭了《春秋》笔法,即对史事和人物不加臧否,而其意则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一来为贤者讳,二来起到讽谕和教化的作用。对于“郑伯克段于鄢”一句《春秋》原文,《左传》作者就早已领会于心了,指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那么,在《左传》中,作者同样也未加任何评论,而读者从文章对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交待中,自可找到矛盾的起因,这就是姜氏的偏心、段的利欲熏心,以及庄公的存心不良,而庄公的技高一筹,也完全是读者自己分析出来的。这种被后世称为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传统,并对中国文学特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