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张溥·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①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②，即除魏阉废祠③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④，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⑤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⑥按剑而前，问： “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⑦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⑧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⑨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 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⑩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⑪，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翦发杜门⑫，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⑬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 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注〕① 蓼(liǎo 潦)洲周公：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万历进士，曾任福州推官、吏部员外郎。因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权，辞官归里。后被捕下狱，死于狱中。② 当道： 当权者。③ 魏阉废祠： 已废的苏州魏忠贤生祠。魏忠贤为太监，故贬称魏阉。④ 皦(jiǎo 搅)皦： 明亮，这里指显耀。⑤ 吾社： 指复社。张溥等组织复社，是因为“世教衰，此其复起”，故“名社曰复”。他们以继承东林党为号召，其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⑥ 缇骑(tí jì 提季)： 本为汉代京城中逮捕人犯的人马，这里指明代锦衣卫，当时为魏忠贤所掌握。⑦ 抶(chì 斥)： 鞭打。⑧ 大中丞： 原为御史台官职，这里指巡抚。⑨ 溷(hùn 混)： 厕所。藩： 篱笆。⑩ 脰(dòu 豆)： 颈，这里指头。⑪ 圣人之出： 指明思宗朱由检即位。投缳(huán 还)： 上吊。明思宗即位后，贬魏忠贤去凤阳看守皇陵，后又下令将他捉回，魏行至河北阜城，闻讯畏罪自缢而死。⑫ 翦发： 削发为僧。杜门： 闭门不出。⑬ 暴(pù 铺)： 显露。
鲁迅曾说： “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就是明末小品文中有讽刺，有攻击，有歌颂，有战斗锋芒和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之一。
这篇文章反映苏州市民的反阉党斗争，体现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发人深省。
作品所体现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 “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这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与此相对照，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作者暂时还没有发议论，然而讽刺的锋芒，也已经从对“五人”的颂扬中露出来了。
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
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不是对“五人”的褒扬吗?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贬。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一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
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 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何等曲折，文势何等跌宕!然而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对“五人”的歌颂越有力，对其对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对表现“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也就越有利。
写“五人”之死用了两段文字，但与《明季北略》中的写法很不相同。后者着重叙事，写出了从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市民暴动的全过程，极有史料价值。前者叙事中有说明，有描写，而且处处与前面的文字相照应，其目的不在于叙述市民暴动的全过程，而在于通过写“五人”为什么而死，来表扬他们的正义行动。
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这一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周公之被逮”，与“五人”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诉读者：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这就是说： 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江苏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痛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两相对比，“周公”是怎样一个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 “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
“吴之民”与“五人”是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不单写“五人”，而写包括“五人”在内的“吴之民”“噪而相逐”，这就十分有力地表现出民心所向，正义所在，从而十分有力地反衬出阉党以“吴民之乱”的罪名“按诛五人”的卑鄙无耻，倒行逆施。
在前面，只提“五人”，连“五人”的姓名也没有说。直等到写了“五人”被阉党作为“吴民之乱”的首领被杀害的时候，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大书而特书，并用“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一句，与首段的“墓而葬”拍合。其表扬之意，溢于言外。
这还不够，接着又用一小段文字描写了“五人”受刑之时“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的英雄气概和“贤士大夫”买其头颅而函之的义举，然后又回顾首段的“墓而葬”，解释说： “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很明显，这里既歌颂了“五人”，又肯定了“贤士大夫”。而对于“贤士大夫”的肯定，也正是对“五人”的歌颂。
三、四两段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五、六两段则着重写“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积极而巨大的社会影响。
第五段是这样开头的：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阉党把“乱”的罪名加于“吴民”，作者针锋相对，把“乱”的罪名还给阉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此其一。“大阉”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能“乱”朝廷、“乱”天下?这固然由于皇帝的宠信，但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缙绅”的助纣为虐。所谓“缙绅”，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在当时，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僚遍布全国，其总数何止成千上万。作者却以十分感慨的语气指出： “四海之大”，能够在“大阉之乱”中不改其志即不趋炎附势的，并没有几个人!只要翻一下《明史》，就知道这并非夸张。然而这样说，是要得罪成千上万的“缙绅”的。作者不怕树敌，敢于揭露真相，表现了卓越的胆识。此其二。
在“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这个句子中，“而”字用于主语和谓语之间，表示一种特殊的转折关系。全句的意思是： 作为读书明理的“缙绅”，本来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高洁的志操，但在“大阉之乱”中，普天下的无数“缙绅”能不改变高洁的志操的，却竟然没有几个人，岂不令人愤慨!以“嗟乎”开头，以“能有几人欤”煞尾，表现了作者压抑不住的愤慨之情。
“缙绅”如此，那么“匹夫”怎样呢?于是用“而”字一转，转而歌颂“五人”，阐发“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缙绅”都是“读诗书”、“明大义”的，却依附阉党，危害国家，“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作者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认为素闻诗书之训的“缙绅”应该比“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高明，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而发出了“亦曷故哉”的疑问。这个疑问，他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但他敢于承认这个事实，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不但承认这个事实，而且以“缙绅”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为反衬，揭示了以“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在打击阉党的嚣张气焰、使之终归覆灭这一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张溥写道： “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他是看出了而且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若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假使“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 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以接下去就明白地告诉读者： “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在文章的前一部分，提到“贤士大夫”的共有两处： 一处是“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另一处是“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从行文的需要看，在这两处列出“贤士大夫”的姓名，显然不太适宜。但这些“贤士大夫”不仅在对待“五人”的态度上值得称道，而且和写这篇文章也直接相关。没有这些“贤士大夫”买“五人之脰”，为之修墓，为之立碑，哪有可能写这篇《五人墓碑记》呢?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又用特笔补出了“贤士大夫”的姓名。而用特笔补出，既避免了前半篇行文的累赘和重点的分散，又加重了表扬的分量。
古人慎重其事地介绍某一重要人物，往往是连姓、名、字、官衔(或籍贯)一起说出的，其排列的顺序通常是： 官衔(或籍贯)、字、姓、名(也有先姓、后名、后字的)。张溥在文章结尾列举三位“贤士大夫”“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其排列顺序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称“公”而不称名，更表示了对他们的敬意。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江苏著名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吴公”名默，字因之，万历时曾做太仆少卿(即“冏卿”)，后来回故乡吴江闲居，是阉党的反对派。杨素蕴《过虎丘奠五人墓作》一诗里有“粤(这里是句首语气词)有吴太史(默——原注)，题碑表芳踪”的句子;张溥所说的“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的，看来就是吴默。“文公”名震孟，字文起，长洲人，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天启壬戌第一人及第(即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议论朝政“贬秩调外，斥为民”，著有《药圃诗稿》。“姚公”名希孟，字孟长，万历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明代称翰林为“太史”，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翰林，故总贯以“太史”的称呼。这两个人，都是反阉党的。阉党官僚崔呈秀编《天鉴录》献魏忠贤，指杨涟、左光斗等近三十人为“东林党”，企图一网打尽;文震孟和姚希孟，就都被列入这个《天鉴录》。
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在结构上，先以洗练的笔墨叙述了“五人”死后贤士大夫为他们修墓、立碑的盛况，接着与此相对照，写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从而提出了一个问题： “独五人之皦皦，何也?”这一问，是贯串全篇的主线。它承上而来，又领起以下各段。三、四两段树立“五人”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形象，固然是对这一问的回答;五、六两段揭示“五人”之死所发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对这一问的回答。正因为以一线贯全篇，所以文笔既活泼、结构又谨严。而作者之所以要用这样的一问作为贯串全篇的主线，又是从有利于表现他确定的主题出发的。回答了“五人”为什么那样“皦皦”的问题，不就自然而然地阐明了“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吗?
在文学作品中把市民暴动作为打击黑暗势力的正面力量加以反映，把市民暴动的首领作为英雄人物加以赞扬，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具有首创意义。此后，特别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里，同样以苏州市民反阉党斗争为题材，歌颂颜佩韦等五位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如李玉的传奇《清忠谱》，朱隗的七古《魏忠贤祠废，其旁为五人墓歌》、杨素蕴的五古《过虎丘奠五人墓作》等等，相继出现，在文学史上增添了新的光彩，很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