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徐渭·自为墓志铭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①，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②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生九岁，已能为干禄文字，旷弃者十馀年，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故今齿垂四十五矣，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③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一旦为少保胡公④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馀书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若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以资葬，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
渭尝曰： 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寇》若《黄帝素问》诸编⑤，倘假以岁月，更用绎䌷，当尽斥诸注者缪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将以比岁昏子妇，遂以母养付之，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已矣。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长。生正德辛巳⑥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讳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为嘉靖庚子⑦，始籍于学。试于乡，蹶。赘于潘，妇翁簿也，地属广阳江。随之客岭外者二年。归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讼失其死业。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学。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罢。又四年而死，为嘉靖乙丑⑧某月日。男子二： 潘出，曰枚;继出，曰杜，才四岁。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不书。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铭曰：
杼全婴⑨，疾完亮⑩，可以无死，死伤谅⑪。兢系固⑫，允收邕⑬，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⑭，既髡而刺迟怜融⑮。孔微服⑯，箕佯狂⑰。三复《蒸民》，愧彼“既明”⑱。
〔注〕① 长沙公： 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山阴人，曾任长沙府，为王阳明门人。王氏宗： 指王阳明学说。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哲学家、教育家。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② 不浼袒裼： 《孟子·公孙丑上》： “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浼(měi 每)， 污染、玷污。袒裼(xī 锡)， 赤身露体。此句意谓虽别人在旁边赤身露体，也不以为意，不怕会被玷污。③ 食于二十人中： 徐渭被录取为山阴县学生员，山阴县学有廪膳生员二十人。④ 少保胡公： 即胡宗宪，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因抗击倭寇有功，被加右都御史衔，后得罪下狱死。⑤ 《首楞严》： 佛经名，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省称《楞严经》。《庄周》： 即《庄子》。《列御寇》： 即《列子》。《黄帝素问》： 古医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名《黄帝内经素问》。书内记黄帝与岐伯相问答，故以《素问》为名。⑥ 正德辛巳：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⑦ 嘉靖庚子：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⑧ 嘉靖乙丑：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⑨ 杼全婴： 杼，崔杼，战国时齐臣。婴，晏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崔杼弑其君，晏子启门而入，枕尸股而哭，崔杼释而不杀，后晏子与崔杼盟。这里是说崔杼成全了晏婴的志节。⑩ 疾完亮： 亮，指晋庾亮。《晋书·庾亮传》： “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⑪ 谅： 诚直，忠信。⑫ 兢系固： 兢，种兢。固，班固(公元32—92)，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班固传》： “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推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窦氏指窦宪。⑬ 允收邕： 允，王允;邕，蔡邕，均后汉人。《后汉书·蔡邕传》：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⑭ 渭：未详，疑即作者自称。⑮ 既髡而刺迟怜融：融，马融，东汉人。《后汉书·马融传》：“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⑯ 孔微服：孔，孔子。《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微服，为隐蔽身分而更换平民衣服，使人不识。⑰ 箕佯狂：箕，箕子，殷纣王的伯叔父，或云纣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⑱ 《蒸民》：即《诗·大雅·烝民》。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作诗送行。诗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谓仲山甫既明白事理，又有智慧，以保全他的一身。徐渭再三诵此诗句，自愧不能做到。
尽管离真正的死亡还很远(徐渭撰墓志铭后三十二年方去世)，但徐渭却早已嗅到死亡的气息，痛感着死亡的逼迫，而不得不像哈姆莱特一样思考人生的最大问题了： “生存还是死亡?”当徐渭以赴死的决心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在死亡面前交待自己的一生时，思考的重心却更是“生何凭”、死何据。他没有写“忏悔录”，更没有给自己“谀墓”，却以一种近乎平静的客观态度从容地整理着自己的一生，超然地将自身作为审视的对象，为生存与死亡寻找着精神依据。
“未知生，焉知死”。徐渭是努力地要知“生”，并且企求着一种经过思考的本真的人生的。他从“文”最先获得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体验，进而“有慕于道”，研究王氏心学，参禅悟道，努力探求生存的真谛。“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他焦虑的心灵，在广阔的精神时空中遨游，探奇历险，巨细不捐，力求穷尽人类精神的无限幽隐!“每一思废寝食”，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茫茫思想之路上的跋涉，超越了悠悠天地，从世俗人生中解脱了出来。所以，他“辄疏纵不为儒缚”，读书别有心得，在艰险的精神求索中有着“自信而深奇”的收获。他是如此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与死亡对话时谈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精神历程。看来，徐渭确乎是对“知生”付出了极大努力，并且确乎自有所知的。
然而，知之未必能行之。在那样的时代中，知固不易，行则更难。徐渭被时人目为“狂人”甚至神怪，以至成为许多民间故事的箭垛，原因就在他不仅是从书本上、精神上求得人生之真谛，而且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以“傲”与“玩”来对待权贵、庸众，然而，其卑微的地位，使之“懒且直”，必然要受到众人的非议。“人多病之”，“人且争笑之”，“人争愚而危之”……总之，是不理解，是嘲笑，是毁谤等等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的精神，更压迫着他的生存空间。尽管他曾“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却仍然逃不出时代的如漆大夜的网罗，而走上“自觅死”的绝路。“知生”的结果，是生活冷酷地宣告他已不适于生存，故而“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他要以自己的死，来宣布这社会本身已不适于生存!通过“生”，他知道了“死”——社会给他这个“操洁”的“狂人”的唯一出路。
“死”，毕竟是艰难的;徐渭这样的杰出文人何尝不想努力地求生!他“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却把“食鱼而居庐”的荣华富贵视为危途，正表明他想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愿望。对世事人生的洞察，当然使他知道生存的技巧，更清楚社会所需要的是何等样人。尽管如此，他却毫不为之所动，并且“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决不愿苟且偷生，虽然明知死后“亲莫制，友莫解焉”，亦置之度外。
“生存还是死亡?”一方面是从容赴死的决心，一方面是对人生的无限眷恋，两股情感的热流，从相反方向碰撞到了一起，强烈地激荡着作者的心，发而为文章，就形成了一种“反讽”的风格。他将自己的那股狂傲野放之气，将自己的悲愤郁怒，将自己的一往深情，统统以一抹淡淡的冷冷的微笑表现出来。他还想写自己独到的“自信而深奇”的见解;他还怀念着“等布衣”相待的胡宗宪;而那些“病之”、“笑之”、“危之”的力量的时时逼迫，都在死亡面前失却了重量，变得无足轻重。这是一种感觉到了此身已非我有时发出的嘲笑。然而，此时“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巨烈创痛仍然在文章中流露出来，使我们从作者冰冷的微笑后窥见了他那痉挛的灵魂。
对着自择的死亡，徐渭交待着自己一生最值得交待的事。虽然他的身世如此凄苦，他也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了一下。他的思绪始终萦绕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铭文中，他写出了自己思考生死的依据，那就是“死伤谅(否)”?“生何凭”?无论是对“生”，还是对“死”，他都恪守着自己的原则，而无意于“明哲”保身，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