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吴定·示诸生书
道学【1】之名，不见于经。自《宋史》创立道学之传，以尊濂【2】、洛【3】、关【4】、闽【5】诸贤。一时从其游者，罔非沐仁浴义【6】，闇然为心性之谋。何其盛也!
时代日迁，陵夷【7】至于有明之季，高【8】。顾【9】讲学东林【10】。士慕其道学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伪君子厕【11】其间矣!非若宋世伪学之禁【12】、之诬罔诸贤也。
夫行而伪焉，俗之所以不古也;然行而伪焉，俗犹未尽不古也。何则?天下尚知道学之可贵而崇奉之。故群喜其名而思窃之也。
至于怵然以道学为戒，而相与讪之、笑之、挤排之，则风俗乃颓然不可收拾矣!
夫教化之权，未尝不振于上，而草泽【13】之下，无复有人焉，宣上德意，明其道以倡率斯民。故俗之敝【14】如此也。是则昔之君子，虑以其好名而托【15】之;今之君子，虞【16】其以被谤而去之。吁!可畏哉!
《齐丘子》曰：“涧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气也;美玉所以犯火者，畜至精也。”士生于今，苟非毅然秉【17】不惧不愠【18】之操，吾知破方而就圆，毁直而为曲， 以求免于今之世者相环矣。非志愿使然， 盖有所不获已也。然则不居道学之名， 而卓然蹈道学之实者， 宁非今世豪杰之士哉!
【注释】
【1】 道学： 即宋儒性理之学。
【2】 濂： 指濂溪的周敦颐。
【3】 洛： 指河南程颢、程颐。
【4】 关： 指关中张载。
【5】 闽： 指福建朱熹。以上五人是宋王朝时的大理学家。
【6】 沐仁浴义： 指学习儒家仁义礼教。
【7】 陵夷： 陵，指山丘; 夷， 指平地。此处指道学渐衰如丘陵之渐平。
【8】 高： 即高攀龙， 字存之， 无锡人， 曾讲学东林。
【9】 顾： 即顾宪成， 字叔时， 无锡人， 曾讲学东林。
【10】 东林： 书院名称。宋时建， 后废。明万历年间高、顾重建， 曾在此讲学。
【11】 厕： (ce)： 置身于。
【12】 伪学之禁： 宋宁宗时， 韩侂胄持政， 为除异己， 视道学为“伪学”， 禁用“伪学”之党， 削朱熹官， 贬蔡元定于定州。不久此禁解除。
【13】 草泽： 在野之称。
【14】 敝： 衰败。
【15】 托： 依附。
【16】虞： 害怕、担心。
【17】 秉： 持也。
【18】 不愠： 《论语》：“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赏析】
书， 就是书信的意思， “示诸生书”即写给几个学生看的信。书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 实用性和内容的广泛性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书的内容包罗万象， 上至天文地理、国家大事， 下至旅途见闻， 零星的思想感受等等， 都可以入书。书信的艺术形式也很自由， 叙事、抒情， 说理无一不可在书信的天地里尽情遨游， 笔触或轻灵多姿， 或雄奇浑厚。或天真浪漫， 或凝重老练， 各种风格、艺术技巧在书信这个花圃里竞相开放。如司马迁的 《报任安书》是抒怀叙事的名篇， 鲍照的 《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写景抒情的杰作，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又是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吴定的这篇《示诸生书》则是通过对道学兴衰的回顾，抨击了“慕其道学之名而依附之”的假道学士，赞扬了“不屈道学之名而卓然蹈道学之实的真道学家，指出前者导致了道学的衰落，世俗的腐坏，后者才能使道学发扬光大，助益社会，实际上，作者是由此在教诲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顶住世俗的攻击，认真钻研真道学，反对假道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今世豪杰之士”。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道学之名”到“何其盛也”，介绍了道学的起源及其在宋代发展的盛况。这里的道学不是指源于老庄的道家玄学，而是宋时一些儒生注书释经而产生的一种懦学流派，又叫性理之学。南北宋时，共有四大道学派：濂溪的周敦颐，河南的程颢、程颐兄弟，关中(今陕西一带)的张载;福建的朱熹。作者认为，当时从四大道学派学儒家仁义礼教的儒士，不是为了借此升官发财，追名逐利，而纯粹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道德修养，是为了修身养性。所以，道学在那时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一句“何其盛也”，作者的感慨和对古人的仰慕情见乎词，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学生的热切期望：如果你们能刻苦钻研道学，习有所成，振兴道学于衰微之中，就是给我的最大安慰了。
第二段从“时代日迁”到“罔诸贤也”，写道学的衰落式微及由此而生的作者的议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学开始走向穷途末路，从宋发展到明，就像从丘陵逐渐向低洼平原过渡一样，慢慢地衰落了。到了明朝高攀龙、顾宪成两大儒士在东林书院讲学时，学生已是鱼龙混珠，良莠难辨，泥沙俱下了。许多儒生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不过是倾慕高、顾的权势名望罢了。这些蝇营狗苟之徒夹杂其间，或图虚名浮誉，或贪蝇头小利，败坏了真道学精神。“未免伪君子厕其间矣!”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逝去的真道学的怀念与留恋的惋惜心情;二是对不学无术的伪道学士横行的无可奈何又不胜轻蔑的复杂心境。言下之意是教导学生切不可做伪道学家。
由道家的明代之衰，作者得出结论：“非若宋世伪学之禁，罔诸贤也。”宋宁宗时，韩侂胄持政，为剪除异己，宣布道学为“伪学”，削朱熹官职，贬蔡元定于定州。作者认为如果没有宋代的“伪学之禁”，就不会有朱、蔡这样的大道学家，就像明代一样。的确，官方的禁止虽然会在当时迫使一些不敢研习性理之学，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道学的发展。但是，“伪学之禁”也有有利于道学的一面，它像一只过滤器，把那些心术不正的“伪君子”过滤掉，使道学免受势利小人污染。同时，真金不怕火炼，那些真正有志于道的人则被保留下来，他们研习道学一不贪官，二不图名，三不求利，而是出于纯洁自己的道德修养的需要，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人身自由可以用镣铐来禁锢， 用囚室来封锁， 用屠刀来削夺， 但心灵的自由，哪怕用遍世界万物也无法捆绑。“伪学之禁”越严厉， 心灵的反抗就越坚强， 道学之志就越执著。就像一把弓， 被拉开的弧度越大， 积蓄的潜力就越丰富， 反弹时的动势就越强。这就是所谓反弹效应。作者借此指出道学越经受磨练， 就越蒸蒸日上， 恰如“刀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样。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引人喜爱、珍惜、崇奉， 而虚假的事物， 不论它打扮得如何富丽堂皇， 总是要被人唾弃、厌恶、排斥的。当真道家异化为假道学的时候， 世俗就不会再尊奉它了， 所以作者说“夫行而伪焉， 俗之所以不古也。”
那么， 为什么道学“行而伪焉， 俗犹未尽不古也”呢? 因为虎死架子不倒， 真道学虽然被假道学取代了， 但真道学的名义一时还没消失， 于是世俗中就有一些伪君子看中这一点， 借学道之名而蹈进仕谋财之欲。学道是假， 私欲是真， 道学不过是他们汲汲于名利、通往仕途的捷径。
对此， 作者认为， 应该由上面的统治者制订道德规范， 然后由下面来宣传推动，“明其道以倡率斯民”。这里的“道”自然不超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忠孝孝”之类的儒家礼教纲常。作者认为应该用这种“道”来约束倡导百姓的行为， 可是偏偏又找不到一个人来加以宣扬。为什么呢? 作者一言道破真谛：“昔之君子， 虑以其好名而托之; 今之君子， 虞其以被谤而去之。”或者“托之”， 或者“去之”， 出发点只有一个： 自己的私利。于是，作者强忍住愤懑， 深沉地感叹道：“吁! 可畏哉”! 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显然是道学长期衰微不振， 真道学乏人， 伪道学将导致“风俗乃颓然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部分抨击了伪道学导致道学的衰亡和社会风俗的颓败， 向学生指出伪道学的危害。教育他们要站得正， 行得直， 心怀秋霜， 志负凛然。既不能做“以其好名而托之”的“昔之君子”， 亦不能学“虞其以被谤而去之”的“今之君子”， 真正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出污泥而不染。世之皆假而吾独真。“可畏”者， 实则惧学生误入歧途之忧。
最后一段为第四部分， 告诫学生要身藏正气， 要求学生学行纯笃， 做一个“不居道学之名而卓然蹈道学之实”的“豪杰之士”。
江流东去， 犹有礁石险滩， 何况人之修身养性?世俗的诽谤， 小人的讥笑， 前途的得失等等， 都会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使你望道学而兴叹。但礁石林立， 险滩遍布反而更能体现出江水浪涛滚滚， 一泻千里的雄壮气势， 学道也如此。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身怀正气。作者认为这种正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不惧，”即“不以道学为戒”。这是真道学家必须具有的勇气和态度; 二是要“不愠”。“不愠”语出《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即要求学生不为虚名而习道，做一个“为心性之谋”而习道的君子，要耐得住寂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那么，就免不了要“破方而就圆，毁直而为曲”，扭曲自己刚正的品格，去迎合世俗的胃口了。
最后一句作者通过对其道学家的赞叹，侧面暗示了对学生的期望：要脚踏实地地研读性理之学。不弄虚作假，不装腔作势，不欺世盗名，做一个“今世之豪杰之士。”
通观全文，作者没有一丝教训的口气，而是通过对伪道学的抨击和对真道学的颂扬，使学生自然而然地领会做学问、处人生的道理，因而文章写得亲切、自然，似家书又不似家书。在这“似”与“不似”之间，显示出作者驾驭文字、表达思想的艺术功力。《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宣涤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亦诸生书》得之矣。
姚鼐对吴定的文才十分推重，刘大櫆也为之倾倒，认为他不当在弟子之列。王先谦在为他的《紫石山房文集》所撰的序言中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誉：“先生为文，发摅心胸，磊磊熊熊，有浩然自得之气，未常揣摩趋步，于规矩亦无乎不合。盖断然自为一家之言也。”于此可以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