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焚驴志》鉴赏

古文·焚驴志

王若虚

岁己未(1),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2)。镇阳帅自言忧农,督下祈雨甚急。厌禳小数(3),靡不为之,竟无验。既久,怪诬之说兴(4)。适民家有产白驴者,或指日: “此旱之由也。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5),众万以附。帅闻,以为然,命亟取,将焚之。

驴见梦于府之属某曰(6): “冤哉焚也! 天祸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预焉(7) ?吾生不幸为异类(8),又不幸堕于畜兽。乘负驾驭,惟人所命; 驱叱鞭箠,亦惟所加。劳辱以终, 吾分然也(9)。若乃水旱之事, 岂其所知,而欲斯酷欤(10)? 孰诬我者,而帅从之! 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11)。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12),言出而雨; 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13),师兴而雨;汉旱,卜式请烹弘羊(14); 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15)。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求之不得,无所归咎,则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16)。嘻,其不然! 暴巫投魃(17),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18)?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吾子,其属也,敢私以诉(19)”。

某谢而觉(20),请诸帅而释之。人情初不怿也(21)。未几而雨,则弥月不解(22),潦溢伤禾(23),岁卒以空(24)。人无复议驴。

〔注释〕(1)岁己未: 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2)迩: 近。焦然:禾苗枯焦的样子。无主赖: 没有依靠。(3)厌禳: 祈祷解除灾难。小数: 小法术。(4)怪: 怪异。诬: 无根据。(5)臆倡: 胡乱提倡。(6)见梦: 托梦。府之属: 帅府中的僚属。(7)预: 相干。(8)异类: 非人类。(9)分: 本分。 (10)置: 置。 酷: 酷刑。 (11)委: 听之任之。 (12)桑林:地名, 桑山之林。(13)邢: 古国名,在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14)卜式:汉代河南人。弘羊:桑弘羊,汉代洛阳人,汉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15)李中敏: 唐时陇西人,曾任监察御史等。(16)愆: 过失。(17)暴:同“曝”。投: 驱赶。魃(ba):旱神。(18)益: 增添。(19)私: 私自。诉: 申诉。(20)谢:道歉。觉: 醒。(21)怿: 高兴。(22)弥: 满。解:停止。(23)潦(lao): 涝灾。(24)空:没有收成。

〔鉴赏〕这篇寓言小品,托物兴讽,形象生动,对比突出,讪刺尖锐。白驴托梦是全文主体。通过驴的自述,作者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动物形象,寄寓了对现实的不满,对世情的激愤,对执权要者的鄙薄。梦中陈词,转折深入。先鸣冤: “冤哉焚也! ”一声愤怒的呼喊后,著十二字说明民罹天祸,与其无干,结论明确,出语爽捷,适足震动帅府僚属。继之诉苦伐功: “乘负驾驭,惟人所命; 驱叱鞭箠,亦惟所加”,仅四句便写足受苦负重,忠于职守之状。水旱灾祸有无,完全非其所知,“而欲置斯酷欤?”以反问句对罚不当罪提出抗议。接着问罪责帅: “孰诬我哉,而帅从之! ”既追究兴谤之人,又责备定罪官长,义正辞严,毫无畏葸之态。以下自“祸有存乎天”至“而谓我之愆”,分析祸因,陈说除祸之术,是白驴托梦亦全文重笔所在。白驴的精辟见解在于: “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它正确地看出,对待世间灾异,人若能加以防范或事发后迅速采取措施,则可化险情,减后果,人事是灾祸消长的决定因素。“人者可以自求”六字为全文枢纽,贯通上下。以下引典故来证实己论。述典之意,以古律今,暗含抨击,笔意冷峻。“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是讲汤因天下大旱“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赞扬汤勇于引咎自责,实为不满当时统治者之委过于人,嫁祸于物。“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 ,肯定卫旱时讨伐无道之邢的义举,意亦在不满于当时国多无道之行。引二典为明一意,即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灾异发生时应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汉旱,卜式请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郑注为唐文宗时奸佞,惯于诬陷忠良; 桑弘羊于汉武帝时推行盐铁酒类官营专卖政策,采取了改革的进步措施,其功其过,历来有纷争,此处不论。而引此二典的含义亦很显然: 灾异发生,需在人事中寻求止险弭祸的办法。引四典后,驴发一问: “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救止旱灾的方法多得很,何不寻求汉唐这些作法呢?这分明是借古喻今,对金朝章宗承安年间奸佞当道、弊政百端流露了愤慨。实际上是问:何不烹今日之桑弘羊、斩今日之郑注! 据《金史》本纪第十一载,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五月发生旱灾,时应奉翰林文字陈载曾上疏言四事: “其一,边民苦于寇掠; 其二,农民困于军须; 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 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由陈载所言可窥见当时政局多么混乱,内外交困,朝野不和,民间扰扰,险象丛生。这次旱象持续月余即雨。实在是天灾并不可怕,而所畏惟人! 在分析祸因,提示救止方法后,驴又说:“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对委过于人的执政者发出愤怒指斥,这是驴愤激情绪的高潮,一个反抗的形象勃然而立。再下则指陈后果,白驴指出发生灾异而委过于物,这是愚蠢的,既会益恶,又会贬己。“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这是指出焚驴祈雨比其它厌小数更为愚妄可笑。“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 ”着一假设,再一推断,指出焚驴只能助长怪诬之说,助长臆倡之言。“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 ”以斩截急速的语调,警告镇阳帅不要自取恶名。最后提出要求,寄希望于僚属陈情。

寓言小品,一般都在生动的物类形象中寄寓作者的思考和理念。柳宗元笔下一麋一鼠一驴诸等,或讽恃宠骄纵者丧身,仗势胡为者毙命,或刺外强中干者下场可悲,攀高负重追名逐禄者丑恶可耻,都在讽刺物类所象征的人情。此文赋驴以正面形象的特点,寓意似更积极。驴勉力“乘负驾驭”,任人“驱叱鞭箠”,劳辱终身,很容易使读者想起牲口一般穷年辛苦的农夫。他们“才了蚕桑又插田” ,“……浚河才了又修城。挑泥锹钁无休日,失业妻儿有叹声。”他们不遑寝处,流血流汗。然而不同的是,白驴远非忍泪吞声、甘受宰割之辈。它敢于向府衙僚属陈情,凭心而诉; 敢于分析人世祸因,敢于征古证今,暗示斩却人间奸佞;它敢于唐突一方大帅,斥其不智不仁,警告他不要委过无辜而益恶招尤,透出一股桀傲不驯的反抗精神。它甚至声言,“杀我而有利于人”便不吝一死,表现出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是正直敢为、有胆有识的人的象征,包含着作者为受欺压者鸣不平,愤激于世道昏暗的战斗意向。

文章对比手法运用突出。为了勾画白驴形象,注意将白驴与帅比照,堂堂镇阳帅在“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的情况下,他毫不考虑勤政爱民以减轻旱象后果,只是“督下祈雨甚急”,愚妄之甚而“自言忧农”; “厌禳小数,靡不为之”,尸位素餐,面目可憎;既而又轻信怪诬之说,“命亟取”白驴“将焚之”,把一场自然灾害的解除,寄托在杀害无辜之上,何其粗蠢无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方之长,就是这样的昏庸,这个形象有极大的概括性。又,驴与众人比,驴之险遭焚杀,全为“一人臆倡,众万以附” ,“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 ”久旱之中忽见云兴,驴异而仰号,物之常情; 愚人妄测,实为荒唐。而尤为危险的是“众万以附”,万口一词便形成强大压力,将置驴于死地。而驴被释后,“人情初不怿也”,众犹顽固不化; 在雨潦伤禾的事实面前,才“人无复议驴”。这样写,深刺了无知妄测、人云亦云的可惊可骇。与两种人相比,驴便愈益显得卓然挺立,胆识可佩。驴向被视为蠢物,如柳宗元笔下之黔驴。此文则在物形象征上,作了翻案笔墨。一方之帅也好,衙门佐吏也好,一倡万和的众人也好,他们原来与蠢笨的驴还相去千里。“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王若虚《论诗诗》)。这篇正是作者的自得之文。它好在既无雕琢过甚处,又深含意旨; 既无经营过深处,又“辞达理顺,无可瑕疵” (王若虚《滹南诗话》)。通篇比照鲜明,物象突出,讥刺深刻。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评价晚唐皮、陆小品所言,我们可以说《焚驴志》是金元时期“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