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清文·顾炎武·复庵记
旧中涓范君养民①，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
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②伴读。
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之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太华之山，悬崖之巅，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③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
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注〕① 旧：指明朝。中涓：内侍太监，主持宫中清洁扫除。② 东宫：太子所居之宫，这里指太子。③ 雷首之山：雷首山，在山西永济县南。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绵亘数百里。随地而异名，有中条山、历山、首阳山等称。
复庵是明朝遗民范养民在华山西峰左面的住处。范养民在自己房子的门楣上大书“复庵”二字，正是他匡复故明之心不死的见证。顾炎武之记复庵，希望后来人“无忘范君之志”，正是这个“复”字引起了他的共鸣，表明自己不失为一个与范氏心曲相通的知音。所以《复庵记》与其说是记复庵，倒不如说是为了颂扬复庵主人的爱国精神。
关于《复庵记》的结构，一般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写范养民创建复庵的始末，第二、三段写复庵环境并抒发忠于明室的思想感情。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法。但我们在玩绎全文以后认为，如果把本篇分为一纲四目，即纲与目两大部分共五个自然段再加一结尾，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全文的思想脉络。
一纲是指从开篇至“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在这总纲中，先点题;题目既是“复庵记”，便要记复庵的结庐时间、地点及其创建者范养民。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中，人物是作者记叙的中心，因而先交代了范养民的官职为明朝的内侍太监。又说他于崇祯十七年，即明亡的1644年，从京师北京徒步入华山当了道士。何以故?没有立刻交代，却埋下了伏笔。过了“数年”，方始在华山的“西峰之左”盖了房子，取名叫“复庵”。至于为什么要经过“数年”之久方始结庐，偌大一个华山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西峰之左”这样一个地点，又为什么要起名为“复庵”，这些都藏而不露，给读者留下了悬念。接着又说：“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从侧面写人们对范君的仰慕。仰慕之人既“贤”且多(“环山之人”)，足见范君之不凡，从而自然带出总纲的末一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这一句承上启下，是纲与目的纽带，既与篇首写人的笔墨相呼应，并总括了第一段，同时又引起下文进一步写出范养民的经历及其思想感情。
“纲举目张”。以下四段便围绕总纲次第展开。
第二段承总纲的“旧中涓范君养民”一句而来，采用回叙的方法，介绍范养民原为太子伴读，读过许多书，尤其爱好洋溢着爱国思想的楚辞，既可从中看出其学识之广博，又可悟出其忠君报国思想之渊源所自。
第三段承总纲的第二句“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而来，使总纲中埋下的这一伏笔得到显现; 同时又在上一段揭示范养民忠君报国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剥进一层，写出他忠君报国的具体行动。范养民知道李自成将挟持东宫二王向西败走，便弃家赶到关中，希望有朝一日仍能尽到自己作为中涓的职守，但因二王下落不明，便出家当了道士。
第四段承总纲的第三句“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而来。太华为华山的主峰。作者用三个“有”字和两个“不”字领起的两组排比句，分别写出了范养民及其复庵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是优美的(“有松可荫”)，可以自给自足(“有地可蔬，有泉可汲”);政治环境既可“不税于官”，摆脱清廷的剥削，又可“不隶于宫观之籍”，不像一般寺庙那样要入于地方官吏的簿籍受到管束。行文至此，“复庵记”之“庵”字已经豁然在目，而“复”字之意虽已略露端倪，但尚未和盘托出。
第五段承总纲最后一句“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而来，是“复庵记”的重心所在。从行文看，前面数段都是作者客观的叙述，作者似置身于庵外;而此段劈头一句“余尝一宿其庵”，作者已入复庵之中，向读者娓娓地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感，令人更觉亲切可信。“开户而望”是全段之眼，在富于动感的这四个字的统领下，三个富于寓意的境界在望中由近及远地逐一展现：首先见到的是大河之东的雷首之山。它那“苍然突兀”的高大形象令人神思飞越。商朝末年的臣子伯夷、叔齐为了表明自己忠于故商的气节，不食周粟，宁可在山中采薇充饥以致饿死。如今似乎还能望见他们活在山中，彼此正谦让着作揖相见。作者指出，这确实是“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从雷首之山再向东望去，仿佛见到在汾水拐弯处的出没于云烟之外的绵上之山，当年介子推帮助晋公子重耳复国，回国后被遗忘，未受封赏，隐居在这山中。作者指出，效法介子推，这是“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范养民有复明灭清之志，这一点可以追踪介子推，但可叹者，不能像介子推那样功成而隐。最后，从绵上之山再向东望去，则是太行山与碣石山之间的明代故都所在，明王朝当年的宫殿、明代皇帝陵寝都在那里。然而，“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对于有着亡国之痛的臣子说来，故都的宫阙山陵比之于雷首之山与绵上之山，关系更为密切;爱而不见，作者与范君自不免要“相与泫然”了。
这一段所写的三个层次都以“望”字统领，但其内涵有所不同：第一层，雷首之山是可以望见的，写伯夷、叔齐是范君所仰慕和师法的;第二层，绵上之山，如将见之，显然望不见，写介子推之志，范君虽有而无法实现;第三层，宫阙山陵，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象征着范君(并作者)复明之志虽存，但希望却更为渺茫。行文至此，“复庵记”的“复”字像电影中的大特写镜头一样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读者恍然大悟，历数年之久，方始选定在华山的“西峰之左”创建的“东向以迎日出”的“复庵”，原来是如此深寓着范君思念故国、复明灭清的良苦用心的。
作为一纲四目的总结的，是篇末的这几句话：“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点明《复庵记》的写作意图是要激励后来者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顾炎武曾以“苍龙”、“老树”自喻：“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又酬傅处士次韵》)，表明自己爱国之心至死不渝。但是，反清斗争的失败，加之他渐趋年迈，因而只好把复明灭清的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写下了这篇《复庵记》以激励后世之人的爱国感情。结尾这几句话使“复庵记”的“复”字含义更深一层，从自身推向后辈，从眼前推向将来，使全文在句绝处荡开一个又一个涟漪。
在艺术上，《复庵记》充分体现了顾炎武散文纯朴浑厚的风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与历史典实结合，于微尘中转大法轮，于尺幅之中展现千里之势。历来的“记”，大多就事论事，多作实录之笔而少有寓意，如记述居处的方位就只是记述方位而已。但此文不同，写复庵，先说其地理位置在华山“西峰之左”，之后又重申“东向以迎日出”。接着，紧承“东向”而来，先写大河之东的首阳山，次写“自是而东”的绵上之山，再写“又自是而东”的太行、碣石之间的宫阙山陵。作者通过复庵的东向，由地理位置引出历史典实，把读者的视线聚集到伯夷、叔齐、介子推及明代的宫阙山陵上，从而使读者的空间想像与时间想像融成一片。作者的爱国激情像是触媒剂一样，将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熔铸成了一个艺术整体。因此，一个向东的小小的复庵，竟然能载着读者飞越空间与时间的长河，升腾到爱国主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第二，记叙、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是《复庵记》在艺术上的又一特点。《复庵记》属于记事体，但是，如果没有抒情与议论，很难设想会如此牵动读者的情感。如果说，前四段主要是叙事，那么第五段则主要是抒情与议论;前四段是实写，第五段则主要是虚写;如果把前四段比喻为全篇的形体，那么第五段就是灵魂。第五段借助一个“望”字得以窥见范养民内心深处的隐秘，同时作者又把自己的亡国之痛与复明之志顺势带出。一个“望”字把空间联想与历史联想结合起来，使几个时代不同的历史典实与甚至望不见的空间熔铸在一个画面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读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可见，作者思念故国之情达到了何等感人的地步，终于推到“相与泫然”的最高点。“相与泫然”，作者与范养民的感情已经完全交融在一起，真可谓高山流水有知音了。读到这里，读者也不能不被其亡国之痛所深深打动。
从顾炎武的文学观点看，他力主文须有益于天下，诗须以言志为本，诗文的宗旨在于起衰救颓，而非哗世取宠。明末清初，士大夫改仕清朝，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对此深恶痛绝，曾提出“行己有耻”的口号，斥士大夫的无耻为“国耻”。由此，不难理解顾炎武为什么要作《复庵记》以极力称颂范养民的志节。顾炎武力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民族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不少有志之士。但是也应该看到顾炎武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他的爱国思想、民族气节是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杂然相陈的。《复庵记》的主导思想倾向尽管值得珍惜，但其中表现出的忠君思想则是应该加以扬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