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
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1】，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强秦之暴亟矣【2】，今悉兵以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 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3】。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4】，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则信陵果无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诛者【5】，信陵君之心也。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赵不请救于王，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是赵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6】，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赵;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 非为六国也， 为赵焉耳; 非为赵也， 为一平原君耳。 使祸不在赵， 而在他国， 则虽撤魏之障， 撤六国之障， 信陵亦必不救; 使赵无平原， 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 虽赵亡， 信陵亦必不救。 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 不能当一平原公子; 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 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 幸而战胜， 可也; 不幸战不胜， 为虏于秦， 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 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
夫窃符之计， 盖出于侯生 【7】 ， 而如姬成之也 【8】。 侯生教公子以窃符， 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 是二人亦知有信陵， 不知有王也。 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 曷若以唇齿之势 【9】， 激谏于王; 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必悟矣。 侯生为信陵计， 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 不听， 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姬有意于报信陵， 曷若乘王之隙， 而日夜劝之救; 不听， 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 而死于魏王之前， 王亦必悟矣。 如此， 则信陵君不负魏， 亦不负赵; 二人不负王， 亦不负信陵君。 何为计不出此? 信陵知有婚姻之赵， 不知有王; 内则幸姬， 外则邻国， 贱则夷门野人， 又皆知有公子， 不知有王; 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
呜呼! 自世之衰， 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 而忘守节奉公之道。 有重相而无威君， 有私仇而无义愤。如秦人知有穰侯【10】， 不知有秦王; 虞卿知有布衣之交， 不知有赵王。 盖君若赘旒久矣。 由此言之， 信陵之罪， 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 其为魏也， 为六国也， 纵窃符犹可; 其为赵也， 为一亲戚也， 纵求符于王， 而公然得之， 亦罪也。
虽然，魏王亦不得为无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亦安得窃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径请之如姬，其素窥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窃符，其素恃魏王之宠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权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肃。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履霜之渐，岂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众人不知有王，王亦自为赘旒也!【11】
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春秋》书。葬原仲”【12】、“翚帅师”【13】。嗟夫!圣人之为虑深矣!
【注释】
【1】信陵君：姓魏名无忌，战国时魏人，任魏相，魏安禧王异母弟。
【2】亟：急迫。
【3】岌岌(ji)：危险的样子。
【4】纾(shu)：解除。
【5】诛：指责。
【6】平原君：姓赵名胜，赵惠文王之弟，任赵相。他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7】侯生：姓侯名嬴，魏大梁夷门把关者，后为信陵君的食客。
【8】如姬：魏王宠妾。信陵君曾派人为她报杀父之仇。如姬对信陵君感恩不尽。
【9】曷若：如何。
【10】穰侯：姓魏名冉，秦昭襄王的舅父，曾任秦将军、相国等职，权势极大。
【11】旒(liu)：同“瘤”。
【12】原仲：陈国大夫。原仲死后，他的旧友季友私自来到陈国将他埋葬。孔子认为这种行动是结党营私。
【13】翚(hui)：即羽父，鲁国大夫。公元前719年，宋、陈等国伐郑，宋要鲁出兵，鲁隐公不答应，翚执意请求，最后带兵而去。孔子认为他目无君主。
【赏析】
信陵君“窃符救赵”是人们熟悉的历史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详细描述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始末， 褒扬了信陵公子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和急人之难、 见义勇为的精神。
但在这篇史论中， 唐顺之变换角度， 对信陵君的救赵举动提出全然不同的看法。 其观点独到， 使人耳目一新。
文章七个段落， 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即第一段。 作者从“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 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起笔， 一句立案， 肯定了信陵君救赵的历史作用， 肯定人物行动的客观效果。 在“强秦之暴亟矣”的具体情况下， 赵都——邯郸大兵压境， 危在旦夕， 作者写道：“救赵者亦以救魏， 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此即所谓欲抑之先扬之。 由扬而抑， 掀起波澜。
第二部分， 即第二至第六段。 首先由“信陵果无罪乎”过渡， 引发议论， 集中笔墨， 诛“信陵君之心也”。 作者认为信陵之罪， 乃在于心， 在于心中不知有王而只知有姻戚。 接着， 作者由信陵之罪而论及侯生、 如姬，认为此二人或为信陵献计， 或为信陵窃符， 也都是只知有信陵而不知有魏王， 均是有罪之人。 之后， 作者进一步假设， 如果信陵及侯生、 如姬都为了魏国， 为了赵国， 何不可以唇齿进谏或以死求王， 如此，“王必悟矣”。而信陵等不负魏， 也不负赵， 两全齐美。 而不至于将魏王置于孤立地位。
这样， 在对信陵及侯生、 如姬等的行为作了充分论述之后， 在第五段中归纳出中心论点， 批评了“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 而忘守节奉公之道， 有重相而无威君， 有私仇而无义愤”的社会现象， 从而使文章由事而理， 由古而今， 由个别而一般， 层层递进， 环环紧扣， 不断升华。
第三部分， 即第七段。 得出结论， 信陵君这个历史人物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而魏王则“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援引 《春秋》中“葬原仲”、“翚帅师”强化论点， 深化主题， 结束全文， 并用感叹引人反思。
由此看来， 本文的中心是肯定信陵君救赵存魏的客观作用， 但批判他目无君主， 私心太重。 指责他擅自动用魏国兵甲， 险些酿成“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的历史悲剧， 从而抨击了人臣结党营私， 使君主大权旁落的现象。
作者唐顺之生活在明正德、 嘉靖年间， 是明中叶后期著名的文学家之一， 他和王慎中、 归有光等推尊韩柳欧阳曾王三苏古文的既成传统， 积极提倡唐宋古文， 被称为唐宋派。 他们反对文章拟古抄袭， 落人俗套， 主张文章要有独特的见解， 直抒胸臆， 自然明快。 唐顺之明确提出：“诗文一事， 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 使后人读之， 如真见其面目， 瑜瑕俱不容掩， 所谓本色”。
这篇论文，可以看作唐顺之的代表作品之一。其特点首先是：更新传统观念，变换论述角度，提出独到见解。在传统观念中，信陵君是“义”的化身。司马迁描写他“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窃符救赵之后，公子名声益振。赵王称赞他“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平原君亦不敢自比于他。这是从信陵君本身，从赵国立场出发观察问题，评论是非。但是，唐顺之变换角度，站在魏王的立场上，从封建社会君臣伦理关系上分析问题，结论就完全相反了。
作者认为：“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按照这种观点，赵国求救，魏国是否出兵的问题，只能由魏王全权度定。公子不能违背君意，贸然行动。但是，在平原君一再请求甚至责备之下，信陵君终于窃取兵符，矫杀晋鄙，统帅军队，开赴邯郸，解救了赵国的燃眉之急。这表现了信陵君目中无君王，心中无人主，纯属犯上作乱。他的救赵，不是救赵，而仅仅是救一平原君罢了。他之所以救平原君，也只因为平原君是他的姻戚。所以作者在第三段中明确指出：“使祸不在赵，而在他国，则虽撤魏之障，撤六国之障，信陵君亦必不救;使赵无平原君，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虽赵亡，信陵亦必不救”。作者还由此论及“内则幸姬，外则邻国，贱则夷门野人”，都“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以至于使得“魏仅有一孤王耳”。
由此看来，作者对信陵君先褒而后贬，小扬而大抑，完全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发一家之言，表现了极大的胆识。
对比鲜明，论述酣畅，文思滔滔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作为唐宋八大家的追慕者，唐顺之为文论证明快酣畅，入情入理，文思气势滔滔，如长江大河。多处采用对比手法，使观点鲜明深刻。行文中，柳、苏影响十分明显。这篇史论，实际上是翻案文章，其整个布局，分明采用对比方法。谈人物功绩，淡而又淡，几行文字，一带而过。而大量篇幅从全新角度，层层论述人物的过错，这种布局，就已经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文章第五段，在提出中心论点之后，作者明确指出：“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其为魏也，为六国也，纵窃符犹可;其为赵也，为一姻戚也，纵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这里的论证，把为魏、为六国与为赵，为姻戚，看成水火，绝不相容。这样通过对比论证，严谨而明确，酣畅而有力，造成咄咄逼人的气势。
这篇文章，立论的根本，是站在君主立场上，希望加强封建君主的统治。所以，对于魏王，作者也给予批判，指出魏王在失符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魏王轻信下臣，娇纵宠姬，对臣子与邻国的牵牵扯扯缺乏警惕，以至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即所谓“赘旒”。否则：“信陵君安得树私交于赵;赵安得私请就于信陵;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这段排比句群， 连续使用“安得”反问， 构成强大气势， 有力地说明魏王已属“朽木”， 至使“蛀虫生”， 其大权旁落， 实乃咎由自取。 当然，这种对君王的批判， 与对人臣的挞伐分寸大相径庭。 对人臣， 口诛笔伐，寸步不让; 而对君王， 则同情姑息， 无限痛惜于他的失误。
论出有因， 有感而发是本文的第三个特色。 唐顺之生活的时代， 明朝政治江河日下， 阉党逐渐得势， 改良政策已无机会实施。 武宗皇帝不问朝政， 荒淫无道， 己无异于宦官阉党的傀儡。 世宗嘉靖年间， 政治危机继续发展， 内阁纷争剧烈， 嘉靖末年， 更是军政败坏， 财政破产， 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这种社会现实， 唐顺之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 企图补天。 他借古喻今， 指责信陵君的罪过， 批评魏王的失职， 是希望统治者以历史为鉴，强化统治手段， 加强中央集权， 以免重蹈覆辙。
在文章第四段中， 作者为表明自己的观点， 还设身处地为信陵君、 侯生等人设计了万全之策， 甚至指出， 如果他们力谏而王拒而不纳， 应当“死于魏王之前”则“王必悟矣”。 反而言之， 王之不悟， 乃谏者之罪， 于王何干? 这种观点迂腐可笑， 反映了作者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