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高启·书博鸡者事
博鸡者袁①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
元至正②间，袁有守③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④臧，新贵，将按郡⑤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⑥，闻其至，笑曰： “臧氏之子也⑦。”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 “若素名勇，徒能藉贫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赀，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博鸡者曰： “诺。”即入闾左⑧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群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 “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僮奴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 “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从观，欢动一城。郡录事⑨骇之，驰白府。府佐⑩快其所为，阴纵之不问。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 “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⑪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 “是足以报使君未耶?”众曰： “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 “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⑫。台臣弗为理，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高子曰： “余在史馆⑬，闻翰林天台陶先生⑭言博鸡者之事。观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⑮，以雠⑯一言之憾，固贼戾⑰之士哉!第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识者固知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矣。”
〔注〕① 袁： 袁州路，治所在今江西宜春。② 至正： 元顺帝年号(1341—1368)。③ 袁守： 袁州路隶属江西行省。路设总管府，袁守即袁州路总管。袁州在隋、唐为宜春郡。故本文借用“守”即郡太守来称呼袁州路总管。④ 部使者： 指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称。每道廉访使二员，正三品;副使二员，正四品。此处称“部使者”，是借用汉武帝时“部刺史”的名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部(州)，置部刺史，职掌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注)。⑤ 按郡： 按察所管各郡。元朝的“路”相当于隋、唐的“郡”。⑥ 易之： 轻视他。⑦ 臧氏之子： 臧家那个小子。《孟子·梁惠王下》： 鲁平公将见孟子，被所宠爱的小臣臧仓阻止。孟子知道后说：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臧氏之子”出典于此，故部使者听到后认为袁守藐视他，十分恼怒。⑧ 闾左： 闾，里门。古时富强人家居里门之右，贫弱人家居里门之左。此言贫苦人家聚居处。⑨ 郡录事： 《元史·百官志七》： “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⑩ 府佐： 总管府的佐官。当时袁州户逾十万，为上路，佐官有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员。⑪ 投间(jiàn 谏)： 找空隙，趁机会。⑫ 行御史台： 元代中央设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又在各重要地区设行御史台。此处行御史台指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以监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统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即其所属。驻地有扬州、杭州、江州(九江)，至元二十三年(1286)迁于建康(即下文之金陵，今江苏南京)。⑬ 史馆： 国家编修史书的机构。高启于明洪武初年被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⑭ 天台陶先生： 指陶凯。凯字中立，临海(今属浙江)人。洪武初以荐征入纂修《元史》，书成，授翰林应奉。天台与临海两县相邻，明俱属台州府。⑮ 三尺： 古代把法律条文写在三尺长的竹简或木简上，故称为“三尺法”，或简称“三尺”。⑯ 雠： 报。⑰ 贼戾： 阴险凶狠。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闾巷的游侠作了高度评价，说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而在帮助别人摆脱困境、昭雪沉冤之后，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像朱家的“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的“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值得称道的。于是“以武犯禁”的游侠，才引起社会的注意，得到士大夫的承认。高启这篇《书博鸡者事》，就是对那个“其行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给予由衷的歌颂，而对那个“枉用三尺，以雠一言之憾”的权贵，给予应有的鞭挞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个人的褒贬，而是把批判的锋芒，伸进了社会的核心，政治的深层。
高启在这个政治小品中，塑造了一个令人敬慕的游侠形象。他“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颇有点像《游侠列传》中的剧孟“好博，多少年之戏”。他“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又有点像郭解的“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故“解出入，人皆避之”。这么寥寥几笔，便把博鸡者的性格特征勾勒了出来。他容貌不足以动众，言语不足以惊人，只是一个好博好斗的“无赖”而已。然而就是这个“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五人墓碑记》)的人，作出了惊世骇俗、“义闻东南”的事来。这为突出博鸡者后来的有勇有谋、敢作敢为作了很好的铺垫和反衬，在艺术构思上叫做“蓄势”，叫做“欲扬先抑”。跟那些从概念出发，把正面形象塑造成高大、完美的典型，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当他遨游于市，人们责备他空有勇者之名，而对豪民的诬陷贤良，却不敢攘袂奋臂，挺身出来伸张正义时，便立即“入闾左呼子弟”，把那个衣华衣、乘肥马、从群奴，招摇过市的豪民拦住，抓下马来，饱以老拳，扒了他的衣服，骑上他的大马，反绑着他的双手，指挥群众簇拥着那个豪民游街示众，并强迫其边走边喊道： “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这么一出大快人心的威武雄壮的活剧，却是这个博鸡者导演出来的，从而突出了这位游侠的高大形象。等到豪民的儿子“鸠宗族僮奴百许人”，准备把豪民拦抢回去时，如果博鸡者慑于强敌，稍有动摇，就毁了他的侠义形象;如果摆开阵势，任气斗狠，就要酿成流血的惨案。在这危急时刻，博鸡者胸有成竹，指挥若定，迎上前去对豪民的儿子说： “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几句话杀住了对方的威风，迫使他为了父亲的安全，不得不“敛众以去”。这个袁人聚观，欢动一城的喜剧，还是这个博鸡者导演出来的。说明这个博鸡者，不但喜欢斗力，而且善于斗智，从而进一步丰满和完善了这个游侠的形象。到了日暮，队伍游到了豪民的门口，博鸡者又把豪民抓来跪着，历数其罪行说： “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这一席话，既肯定了袁守的杖责豪民，是完全合法的;又指出了豪民的蔑污袁守，是罪在不赦的;还警告了那个横行街坊的豪民，如果“不善自改，且复妄言”，就要焚其庐，戕其家，迫使那个平日作威作福的豪民，不得不“以额叩地，谢不敢”，然后放了他。这么一出“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的活剧，也是这个博鸡者导演的。通过上述三个细节的描写，博鸡者的形象就更加鲜明，更加突出了。写到这里，虽然正义得伸，人心大快，然而袁守之冤未白，官未复，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于是人们又向博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说明人们不但信赖博鸡者的任侠精神，而且对他的才能和智慧也是深信不疑的。果然，博鸡者没有辜负人们的信赖和期望，使出了“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的一“招”来，让台臣看到群众的力量，让群众看到斗争的希望。不料台臣竟然“弗为理”，似乎希望又落了空，路又走到了尽头;没有想到博鸡者又施展了“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的绝招来，以激发台臣的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终于“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完全满足了人们的愿望，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使博鸡者这个游侠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值得尊敬。这无论在斗争的艺术上，还是在写作的技巧上，都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给人以丰富的审美愉悦。
对于博鸡者的对立面，作者虽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描写他们，但往往随手涂抹，妙趣横生，豪民的丑态，台臣的窘状，形神毕肖，呼之欲出。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元政紊弛变兴自下之渐”，便在读者的心底眼前形成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个新贵臧使者，本来与袁守毫无宿怨，照理，应该在他按郡巡视时，对于“多惠政，民甚爱之”的袁守优叙政绩，上报朝廷，给予褒奖，以为天下的楷式;不料他以一言之憾，睚眦之怨，不惜滥用权势，颠倒是非，处心积虑想用法律来罗织袁守罪名，致使豪民乘隙诬称袁守收受了自己的贿赂，而他既不作调查，又不察舆情，竟以捕风捉影之辞，把袁守逮捕起来，并逼其承认贪赃枉法的罪行，然后罢了他的官，以泄私愤。这种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误国殃民的国蠹民贼，哪一个朝代没有?因而这件事具有超越时空的典型意义。而那个拥有更大权力的台臣，不过是“全躯保妻子”的庸才，只要没有危及自己的乌纱帽，任他悍吏横行，民不聊生，到处是冤狱，到处有哀鸿，一概“弗为理”;只有当他感到事态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名誉和地位了，才被迫出来“受其牒”。这种“笑骂由人，好官自为”的昏官，哪一个朝代又没有呢?人物的典型性，揭露的深刻性，这便是这篇文章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