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明文·归有光·项脊轩志》鉴赏

古文观止·明文·归有光·项脊轩志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予曰: “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 “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 ‘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 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 “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 “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 “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 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 “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 “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注〕① 太常公: 指归有光祖母的祖父夏昶。昶字仲昭,昆山人,明成祖永乐进士,曾任太常寺卿。宣德: 明宣宗年号(1426—1435)。② “蜀清”三句: 《史记·货殖列传》: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朱砂矿),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以斋室为描写对象,展开叙事抒情,前已有刘禹锡《陋室铭》。《陋室铭》用韵文形式,主要抒发个人情志,体格短小。归有光的《项脊轩志》虽也有近似的感想(“项脊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陋室”),但作者却用散文形式,多叙家常,故别具风味。作者因远祖归道隆住在太仓(今属江苏)的项脊泾,遂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项脊轩”。《项脊轩志》这篇文章,是分两次写成的。前三段写于十九岁时,是本文;“余既为此志”以下一段则是十余年后,作者览旧作而续写的。故全篇合为四段。

从篇首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 “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 “百年老屋,尘泥渗漉”。三是漏雨: “雨泽下注”。四是昏暗: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始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此节在全文最具文采: “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始为篱,已为墙”)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的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须知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作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就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而且是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至深之情,即人子之思和伤逝之痛,难怪作者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姚鼐说: “震川之文,每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本段即其例证。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又未尝不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余味无穷,饶有新意。

总之,此文在叙事上以白描见长,抒情亦以素朴为本。老老实实地回忆,平平常常地叙述,其淡如水,其味弥长。恰如王锡爵所说: “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归公墓志铭》)这种以口头语说家常事的意境与笔墨,乃是归有光在唐宋八大家之后的一种创造。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可以移评归文的。行文散漫,似随口道来;然而无论写景、叙事、抒情,均围绕“项脊轩”这个中心,故能形散而神聚。虽总以素笔为主,但也有变化。如第一段稍具文采,与后文的质朴不同,却正与可喜可悲的情感变化、对照相吻合。故不能说作者在写作时毫无“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