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隋唐五代文·韩愈·送董邵南①游河北序》鉴赏

古文观止·隋唐五代文·韩愈·送董邵南①游河北序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注〕① 董邵南: 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韩愈的友人。举进士不第,将游河北,韩愈作此序送行。② 燕、赵: 战国时两个诸侯国。燕国在今河北、辽宁一带,赵国在今河北、山西一带。这里借指当时河北一带。③ 利器: 比喻杰出的才能。④ 合: 遇合。⑤ 强仁: 勉力行仁。⑥ 屠狗者: 以屠狗为业者,旧时喻从事卑贱职业者。《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



这篇文章寥寥一百五十字,层层转折,意在言外,是历来公认的名作。然而如何疏通句篇,揭示那言外之意,却殊为不易。

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因而要理解这篇短文,必须弄清“董邵南游河北”是怎么回事以及韩愈对之是否赞成。

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新唐书·藩镇传》中说: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㜸萌,以成祸根。……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馀年,卒不为王土。”韩愈是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实现统一的。在他看来,如果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应该鸣鼓而攻之。此其一。

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统治者延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统治者常常使他失望。所以在不少诗文里,替自己、替别人抒发过沉沦不偶的感情。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也是为董邵南写的。其中说: “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他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阵子,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但是“举进士”,又“连不得志于有司”。对于他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同情的。此其二。

然而这位因“隐居行义”而受到韩愈赞扬的董生,却由于在唐王朝“不得志”,竟然要“游河北”——投奔藩镇去了。当他临行之时,韩愈要写一篇序送他,看来很难措词。赞成他去吧,那就违背了自己一贯的主张;“责以大义”,阻止他去吧,那就变成了“留行”,不合“赠序”的体裁;何况对于“怀抱利器”而无处施展的董生毕竟是同情的,不忍太严厉。

“惟陈言之务去”的韩愈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这篇短序的构思、造语、布局,就相当巧。

一上来先赞美河北(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然后两相绾合,作一判断: “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 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

作者还嫌不够,又深入一层说: 像你这么个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 你的出路的确瞅对了,好好去干吧!

这其实是些反话,所谓“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称赞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说是“埋伏”呢?因为特意在“古”字下用了个“称”字,放了些烟幕,使“古”字隐藏其中,不很显眼。如果不用“称”字,写成“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古”字就十分突出,等于说“燕赵今无感慨悲歌之士”。这样,下面的文章就不好作。而用一“称”字,就是另一种情况。“古称”云云,即“历史上说”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所以先就“古称”落墨,送董生游河北,断言“必有合”。然而“古称”毕竟不同于“今称”。“古称”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也可能不是;因而到底是与不是的问题,终归要提出来。于是用“然”字扳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不难看出,写“古”正是为了借宾定主,为下文蓄势。

“今”之河北是不是仍“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目中,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他并不立刻否定,却提出一个原则: “风俗与化移易(风俗人情,随着教化的改变而改变)”。既然如此,则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些年,其风俗怎能不变?风俗既然变了,变得再没有“感慨悲歌之士”,那么董生到那里去,就未必“有合”。“风俗与化移易”的原则一经提出,分明造成了箭在弦上的形势,眼看要作如上的推论。但作者真像在他的《雉带箭》诗里所说的那样: “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只提出”吾恶知(我怎么知道)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的疑问而不作判断。“今”是不是异于“古”,“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拿你的此行所遇试试看。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竭力罗致人才。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合”了,岂不是就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吗?但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都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扬董生。而先“扬”正是为了后“抑”。“风俗与化移易”一句既然点出了当时掌握河北政教的藩镇,而当时的藩镇呢,恐怕连董生(他不能没有忠君观念)也不好说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吧!既然如此,那么董生与藩镇“合”,就只能说明他丧失仁义罢了。“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勉乎哉”云者,勉其不可“从贼”也。

作者怕董生不懂,又照应前面的“古”字,提出原为燕国大将,被迫逃到赵国,被封为望诸君,却仍然念念不忘燕国的乐毅来。“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当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怕他不懂,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就劝其入朝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劝其入朝,则对董生的投奔河北藩镇抱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全文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第一段就“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立论,预言董生“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送他去。结尾委托董生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出仕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文字。但送之正所以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有些评论者,或说此文是作者希望“董生以仁义化河北”,使之归顺朝廷;或说“董邵南的前途交织着希望和失望”,此文正表现了“封建时代的正直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显然都没有搔到痒处。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劝阻董邵南游河北,但措辞婉妙,转折不测,内涵十分深广。第一,向往古燕赵的感慨悲歌之士,赞扬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其反面,自然讥刺了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第二,劝阻董生游河北,但肯定他是“怀抱利器”的。“怀抱利器”,却“连不得志于有司”,因而到河北去谋出路;这又流露了对“有司”的不满,似乎在指责他们“为渊驱鱼”。第三,董生明明是“不得志于有司”才投奔藩镇的,却委托他劝谕河北的“屠狗者”入朝作官;“屠狗者”如果真的跑到朝廷来,“有司”会让他“得志”吗?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暗暗责怪“有司”,而且隐隐然向最高统治者敲警钟。从董生的遭遇看,所谓“明天子”其实不很“明”,但作者却希望他“明”。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唐王朝“仕路壅滞”,失意之士纷纷投奔藩镇;而藩镇又“竞引豪杰为谋主”,因而藩镇益强而朝廷益弱。韩愈企图恢复唐王朝大一统局面,因而在给他曾经赞美过的董邵南送行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惟其感慨万千,才能写出这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文。

这篇序以“古”、“今”分层次,以“吾知”、“吾恶知”相呼应,转折出人意外,而脉络又极分明,词约而意丰,文短而气长,确是千古传诵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