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左传》·臧僖伯谏观鱼

(隐公五年)

春， 公将如棠观鱼者^【1】。臧僖伯谏曰^【2】：“凡物不足以讲大事， 其材不足以备器用， 则君不举焉 ^【3】。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 ^【4】。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5】， 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6】; 不轨不物， 谓之乱政。乱政亟行， 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 ^【7】， 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8】， 归而饮至， 以数军实。昭文章， 明贵贱，辨等列， 顺少长， 习威仪也。鸟兽之肉， 不登于俎^【9】， 皮革、齿牙、骨角、毛羽， 不登于器， 则君不射，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 器用之资， 皂隶之事 ^【10】， 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书曰：“公矢鱼于棠^【11】 。”非礼也， 且言远地也。



【注释】

【1】 公： 指鲁隐公。如： 往。棠： 鲁国地名， 在今山东金乡东。鱼： 捕鱼。鱼同“渔”， 作动词。

【2】 臧僖伯： 人名。即公子 (kou)。

【3】 讲： 演习。大事： 古代指祭祀和军事。材： 材料。举： 行动。不举： 意为不要去管它。

【4】 轨物： 指法度。

【5】 度 (duo)： 衡量。

【6】 采： 华美的装饰。

【7】 蒐(sou)： 搜索。春季打猎， 择取不孕的禽兽。苗： 夏天打猎，为苗除害。狝(xian)： 杀。秋季打猎， 顺秋天肃杀之气。狩 (shou)： 围守。冬季打猎， 见禽兽即擒获， 不再择取。

【8】振旅：整顿军队。

【9】俎(zu)：古时祭祀时用以载牲(猪、牛、羊)的礼器。

【10】皂(zao)隶：服贱役的人。

【11】书：指《春秋》。矢：陈列，通“施”。



【赏析】

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的是游乐之君和忧国之臣，统治思想、君臣之道，大多不是出自君之口，而往往出自臣之谏，似乎只有臣子进谏之时，治国安民的正理才被总结出来，于是史官们也就对此大加弘扬，为后世留下有迹可循的古训。然而，充满讽刺意义的是，“真理”在握的臣子之谏言再生动、再具说服力，说服了读者、说服了后人，却很难被他所要说服的那个君主所采纳。于是，史官们便揭示后来发生的事件，来证明谏臣的正确，暗示君主应为此而扼腕痛惜，那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就足以警醒后世了。《左传》隐公五年的“臧僖伯谏观鱼”之事就正是如此。

文章只用一句话交待了事情的由来：“春，公将如棠观鱼者。”春天里，身为鲁国君主的隐公，游兴大发，要去自己的领地，现在的山东沿海看捕鱼，可以想象，这将是多么盛大而又劳民伤财的“春游”活动。作者无须多言，只消借用臧僖伯的话对此进行臧否就是了。

向君主进谏需要很大的胆略，既要用词委婉，又要有说服力，使君主在不伤自尊不动怒的情形下接受谏臣的意见。臧僖伯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才来进谏的，他以古为训，以古代传下的为君之道作为君主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他首先指出：“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单刀直入，指出君主不应当耗费精力的事情，就是说与演习军事和祭祀无关的事君主不应介入，而君主应当做的事情则是“纳民于轨物”。紧接着他解释何为“轨”，何为“物”，而这“轨”就是指上句中的“讲大事”和“备器用”，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但提出“轨物”这个概念则使人更加认识其严重性，更具说服力，这样，是非就极为分明了。然后他又似乎只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而“乱政”一词却一语中的，直捣黄龙，事情的严重性便暴露无遗了，最后又落到“败”字之上，这一后果该有多么地撼人心魄。臧僖伯出语不凡，第一段落就起到了发人深省的作用，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是从君主的行为规范来讲，启示君主辨明是非，下一个层次则从等级之差来论述，君何以与民来区别呢?就是指做的事情不同，君不做贱事，而贱民也做不得君主所做的贵事，君贵民贱就是这样来区别的，孔夫子也论述过这种古来有之的等级差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是也。臧僖伯也不例外，他指出，大规模的田猎才是君主正当的娱乐， 因为它带有演习军事武功的性质， 同时更能显示上下的威仪， 实际上， 就是在形式上昭示出皇家的威仪。但即使是这样的娱乐， 也要在农闲时节进行。这一部分论述丝丝人扣， 既与上文相呼应， 又是上文的进一步论述， 同时也引出了下面更加具体的事情， 一步步地进逼到“观鱼”这件事的错误上。运用对比的论证方法， 臧僖伯先用“鸟兽之肉， 不登于俎， 皮革、齿牙、骨角、毛羽， 不登于器， 则君不射”这样的古制作为铺垫。当然， 从中我们也看出臧僖伯谏言开首一句所言的渊源原来都是古制所遗。那么， 相对来讲， 比这些所谓“鸟兽之肉”等等还要不如的“山林川泽之实”， (当然鱼也就算在内了) 就更只是“皂隶之事，官司之守”了， 岂能是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呢?假如君主竟然行此事， 那么皇家的威仪何在?又如何“纳民于轨物”， 显然就只能导致“乱政”， 最终造成国家的败亡。论述到此， 观鱼的害处已经被全面列举出来， 足以振聋发聩了， 臧僖伯是以缜密的条理， 逐渐地走向这个结论的， 足可见其用心之苦。

然而， 臣子的慷慨言词， 并未劝住君主， 鲁隐公的游兴未减， 只是以视察边境的理由稍作掩饰罢了， 终于还是在那里陈列出各种捕鱼的设备一一观看， 臧僖伯的话看来早就付与春风了。那么， 臧僖伯的进谏是否正确呢? 自有历史来进行公正的评说， 《春秋》就是对于鲁隐公的这一行动作了如下的记载：“隐公陈没鱼具在棠的地方”， 明确指出了隐公行为的不合礼仪， 那么， 《春秋》这一“经”书对于鲁隐公所为进行的否定， 也就证明了臧僖伯进谏的正确。

而臧僖伯谏言通篇所阐述的恰恰就是这个“礼”字， 虽然它并未在字面上表现出来， 当时的中国社会， 强调礼制， 主张以礼治国， 封建等级制度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已露端倪， 这篇文字宣传的就是等级社会中君主所应奉行的行为准则， 君主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否则， 国将不国，君也就不成其为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