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宋金元文·周敦颐·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① ;自李唐来^② ，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注〕① “晋陶渊明”句：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又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续晋阳秋》： “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于宅边东篱下摘菊盈把，俄见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便就酣饮。”② 李唐： 唐朝皇帝姓李，故称李唐。

周敦颐是北宋理学濂洛学派创始人、二程(程颢、程颐)的老师。他博学力行，品德高尚，为官清廉，不媚权贵，明断狱案，得到人民的赞赏。北宋中叶，士大夫在封建统治者诱掖下，追求富贵利达，耽于享乐之风盛行。作者目击时弊，慨然命笔，写成此篇借物咏志的小品，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其懿德高行与美学情趣，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在今天也不失其思想价值。

作者起笔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接着叙说“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渊明雅致芬芳，傲然物外的性格。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据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中载：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馀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又刘禹锡《赏牡丹》诗：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买花》诗：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唐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甚爱牡丹”的好尚。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让那班人爱其所爱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令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作者所表达的，决不是一班文士墨客百无聊赖的闲情逸致，而是他身处污浊环境，独能超然脱俗，保持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啊!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 “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 “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正可与这篇小品参照阅读，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饱含激情，由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 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一语暗讽，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给读者留下联翩的浮想。

《爱莲说》为宋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不仅思想深刻，情趣健康，其艺术手法亦别具特色。全文仅一百十九字，内蕴却无比丰富。其中有对芸芸众花的叙述，有对莲花君子形象的描写铺陈，有对爱花态度的议论，有对内心感慨的抒情，而这一切又都为“爱莲”的主旨服务，主题思想十分鲜明。又运用拟人化手法，将人类美好的品德情操赋予莲花，备加礼赞，借花喻人，自况自励。又将“隐逸者”、“富贵者”、“君子者”三者对比映衬，以揭示莲、菊、牡丹各自不同的形态与气质;并以菊为陪衬，以牡丹为反衬，使莲花挺拔超群的高洁形象矗立于读者心中，歌颂了自己坚贞不渝的理想和洁身自爱的君子情操，对竞名逐利的世态人情表明了心迹，言已尽而意无穷，极富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