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碑文的赏析与写作·墓碑·《五人墓碑记》(明·张溥)

几种碑文的赏析与写作·墓碑·《五人墓碑记》(明·张溥)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扑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当权的人请求,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志得意满之人,其中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复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 ”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呼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杨、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被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示众,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几位贤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身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传的圣旨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如今一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癫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样一目了然。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扬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安葬在一座大坟墓中,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否则,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他们的墓道上扼腕叹惜,抒发悲愤和感慨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座坟墓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公因之,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

【赏析】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都要亲手抄写,抄好朗读之后烧掉,再抄,一直要抄六七遍,因此他的书斋起名为“七录斋”。有《七录斋集》行世。

张溥生活的明朝末年,正是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激烈的时代,张溥同情东林党,富于正义感。崇祯二年(1629),他继承东林党反对黑暗政治的优良传统,结交社会上有气节、有操守、有学识的士大夫,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社团“复社”,成为复社的领袖。他们激烈批评时政,与阉党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文学上,他主张“兴复古学”,强调“居今之世”,要“为今之言”,“务为有用”。他写过不少抨击时政的文章,内容充实,风格质朴,《五人墓碑记》是其中的代表。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之人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呼应,反复唱叹,融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