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文《桃花源记》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 “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据四部丛刊影印宋本《陶渊明集》)
《桃花源记并诗》是作者老年的作品，摹写出一个人们肆力农耕、没有王税、富足和乐、风俗淳厚的理想社会。这是作者政治理想和社会观的集中表现，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对当时的社会有着对照作用和批判意义。
作者有这奇想就写出异境，历来研究者，或指为取自民间传说， 因当时已有刘子骥(名麟之)游仙之类的传说： “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麟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本文的结尾提到“南阳刘子骥”，因此作者也可能是取材于同类传说。或者认为是西晋之末，中原丧乱，人民屯聚堡坞，据险自守，自成区落这一历史现实的反映。这都具有一定理由。但更主要的却应是作者长期生活在战乱频仍、赋役苛繁、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中世纪农村中，深遭苦难，向往着美好“乐土”，因而酝酿设想而写成了本文的。
东晋末叶，是个朝政昏暗、社会混乱、灾祸连年的时代。据《通鉴·晋纪》载： 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毒赋年滋，愁民岁广”。当时名臣范宁曾上书指出：“厝火积薪，不足喻也。”《晋书·刘毅传》也载有刘毅曾上表指出：“江州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这就促使身历其境的作者驰骋想象，编织一个理象社会，像白日梦者一样把现实社会一切不平、黑暗和苦难全都清晰地演化成相反的模样，令人神往。弗洛伊德说：“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校正。”(《作家与白日梦》)作者以衰暮之年，就是为了“校正”现实给人们设想、描画出一幅理想国的蓝图的。用心良苦，深可感人。
藉以“校正”并批判晋宋间现实社会的“桃花源”里的种种，作者多采自古代典籍，如《礼记 · 礼运》篇所宣扬的大同之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提及的“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言论以及鲍敬言《无君论》里“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而下民贫”的思想等，都给作者在设想他的理想社会时以启发，并提供“资料”。
文章突出桃源中人的祖先是避秦乱而来，“此中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显有借讽当时的含意;对桃源的歌颂赞赏，更起着反衬现实社会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文章的特点，首先是设想既奇，又记奇幻如实境。文中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又明确记写时、地以及人物的形象、话语，写境真切如画，写人神态毕现。又写及“好游于山泽”的历史人物刘子骥(见《晋书·隐逸传》)，愈增加可信性。其次是叙写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就如渔人从“忽逢桃花林”到“豁然开朗”进入异境，凡经四个转折，逐层递进，不落平板。又参以景物描写，更发人兴会。再则，运用语言文字从事叙写，和他的诗一样有着平易朴素、冲淡自然的特点; 信笔挥写，若不经意，而自富动人之致。他是东晋在王羲之之后仅有的纯净散文作家，本篇可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