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方孝孺文《吴士》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与国朝争雄。兵未决。士谒士诚曰：“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士诚以为然，俾为将，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嬴缩。
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暇则斩牲、具酒燕饮。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
李曹公破钱塘，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搜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
《吴士》与《越巫》作于同时，《越巫》写“好诞者死于诞”，而《吴士》写“好夸者死于夸”。“夸”字与“诞”都是指言行虚妄、招摇撞骗而言，但仔细区分，二者又有不同，大抵“诞”主欺诈，“夸”主自炫。前篇所写的越巫自欺欺人，结果反被人以其人之道治其身，惊恐而至于死。越巫迷信鬼物，既是欺世之本，亦是取祸之源，可悲的是终身不曾悔悟，真可谓愚不可及。这一篇所写的吴士，在欺世成名、取祸杀身的本质方面与越巫无二致，只是欺世手段略有差别而已。
《吴士》写吴中某士人，生性浮夸，喜欢自吹自擂，号称老子天下第一。他平日最爱讲论兵法，言必称《孙子》、《吴子》，俨然以军事大家自居。后来在张士诚面前大话连篇，纵论天下形势，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将领，镇守钱塘(今浙江杭州)，招兵买马，议论战法。等到朱元璋的将领李文忠攻打钱塘时，吴士的部将望风而逃，吴士也被生擒活捉，推出辕门斩首，临死仍然大呼：“我最精通孙、吴兵法!”
吴士一生的事迹就是如此的简单，要把人物写活，写出深长的寓意颇为不易。作者有鉴于此，在行文中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擒”即抓住，揭示题旨;“纵”即放开，铺叙事实。开头说吴士“好夸言”，列举了两种表现： 一是“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二是“尤善谈兵，谈必推孙、吴”。只说他泛泛自夸还不够，又特意点出好讲兵法，兵法也不是一般地讲，而是口不离乎孙、吴。孙、吴二人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军事家，这里说吴士“谈必推孙、吴”，可见吴士纸上谈兵的功夫匪浅。作者这样写，显然是要把吴士的“夸言”推向极致。此即所谓“故纵”之笔。
文章接下来写吴士游说张士诚，由天时、地利讲到将劣之虞，再讲到自己如能为将，则中原唾手可得。整段话几乎占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就字面上看，“吾观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云云，也自堂而皇之，言之成理。所以张士诚听信不疑，不仅用他为将，而且让他自行招募士兵，粮草不计多少，满足供应。如果说篇首数句是写吴士为“善谈兵”制造舆论，那么到这里便可以看到舆论产生了效用，从谈兵到带兵，吴士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作者于后文欲直斥“好夸者必死于夸”，而此处先曲写好夸者一时之得，正所谓宕开一步，然后收拢，也就是文章家的“擒纵”之策。
以上是文章的前半，欲抑先扬，极力渲染吴士“善谈兵”的言与行，以增强后半讥讽调笑的效果。文章的后半旨在“擒敌”，理应单刀直入，但作者写来仍然层次分明，缓急有致。第一个层次顶上“听自募兵，戒司粟吏勿与较嬴缩”句，接写钱塘募兵情景：“无赖士皆起而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无赖士”指无能而奸诈之辈，吴士与此辈沆瀣一气，亦可见其本质如何，此先暗点一笔，“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暇则斩牲、具酒燕饮”，这里说的“击刺坐作之法”即使全取自孙、吴兵法，也不过口中说说而已，所以只用一“讲”字带过，叙事重心乃在于“暇则燕饮”上。此处以“燕饮”与练兵作比较，再点一笔。“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作为本段结束语，醒出吴士只会纸上谈兵，实际上根本不通用兵之道。
“李曹公破钱塘”以下，既是后半第二个层次，也是通篇结穴。“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二句，坐实上段“实未尝能将兵”语。兵刃未接，望风先遁，这个铁的事实无情地剥去了吴士“善谈兵”的假面。“搜得，缚至辕门诛之”二句，以吴士一生结局缴应按语“好夸者死于夸”的写作意图。文章至此已将主题阐明，语短意深，足为世人鉴戒。倘就此戛然收尾亦无不可，但作者全文申说的要害并不止于一死了之，而是强调“终身不自知其非”，故曲终再续一笔：“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这个收笔回应篇首“谈必推孙、吴”，遂使全篇摇曳而来，兜裹完密，意满气足，具有不尽讽刺韵味。
本文记事背景是元末农民起义。张士诚出身盐贩。于至正十三年(1556)率盐民揭竿而起，攻克泰州、兴化。次年，占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周。十六年(1356)，定都平江(今江苏省苏州)。次年，为朱元璋所败，降元。二十三年(1363)，又自称吴王。二十七年(1367)九月，明兵破平江，张士诚被俘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自缢而死。文中所说“李曹公破钱塘”，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李曹公即李文忠，明洪武中官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据史传，方孝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可知他心目中的张士诚定是犯上作乱的贼党，诛之惟恐不及。故此处所写吴士之败，一则因为夸言无实，一则亦以依附叛逆。后者虽未明言，但在作者运笔之先恐怕早已横亘胸中，难怪本文字里行间辛辣嘲讽几近于虐了。今人钱基博论方孝孺文，以为“感物写怀，每有悲天闵人之意”，此言诚可笃信，然不可须臾忘却方氏之政治立场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