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苏轼诗《荔支叹》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诗歌·苏轼诗《荔支叹》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邪?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此诗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当时诗人正在惠州(今广东惠阳)贬所。在这里,他尝到了名贵的荔枝、龙眼。但他想的不是个人的享用,而是名贵果品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以史为鉴,从汉唐进贡荔枝、龙眼联系当时进茶、进花的腐败现象,奋笔写下这首七古,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嘲讽,对媚上取宠的官吏进行了鞭挞,对被害的黎民百姓表示由衷地同情。

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为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咏史,写汉唐进奉荔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第二段议论,诗人表示宁肯不要荔枝而要五谷丰登。第三段讽今,对宋代进茶、进花的新花样进行了尖锐批评。

先看第一段。这一段可分为两层。头四句是第一层,写汉代进奉荔枝,急如星火,为了保鲜,十里换一次马,五里设一站亭,他们策马狂奔,灰尘蔽天,人马倒毙于路途之上,横七竖八,填满坑谷。见此凄惨景象便知是运送荔枝、龙眼造成的。后四句是第二层,写唐代进奉荔枝甚于汉代,而且花样翻新。奔驰的车马,像飞车一般直穿山谷,又像鹰一样飞快地驶过海洋,抢运入京的荔枝保持十分鲜美,如同刚刚摘下的一般。枝上,还飘散着产地的晨风;叶上,还闪烁着产地的甘露。华清宫里的杨贵妃见此,怎能不破颜为笑?她哪里知道,飞车走马,践踏农田,倒毙而死,相望于道,千载以后,死者的血还在人们的心中流淌。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均在不言之中了。“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形象飞动,惊警感人,与杜牧《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异曲同工。

第二段承上,夹叙夹议,略作提顿,结构上具转折回环之妙。头两句对上段作归纳总结。“永元”,汉和帝年号,代指汉朝。汉代荔枝,来自交州(今广东、广西南部地区)。此句总束第一段前四句。“天宝”,唐玄宗年号,代指唐朝。唐朝荔枝取之于四川涪州(今四川涪县一带)。此句总括第一段后四句。“至今”两句就此引申发挥,使诗情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意思说: 后人但知痛恨奸相李林甫误国,甚至要生食其肉,却无人祭奠汉朝反对进贡荔枝的唐伯游。“伯游”,唐羌的字。汉和帝时唐羌曾为湖南临武县令,目见进奉荔枝,死亡惨重。他上书建议罢除进奉荔枝,汉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诗人强调要对敢于向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人多加肯定和宣扬,以便有更多的人出来坚持斗争,发扬正气。而这一点却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苏轼在这方面表现出他的真知灼见。接四句转写诗人的愿望,只盼苍天有眼,怜我生民,不要再生长珍品荔枝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而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黎民百姓,能得温饱,这就是最大的祥瑞了。此四句表面是对荔枝的憎恶,但并非出于本心,而是无可奈何地借题发挥,是对统治阶级只顾口腹之欲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的极度不满。

第三段,揭露讽刺宋朝“争新买宠”的官僚,用当时的现实证明上段“莫生尤物”的感慨有很强的针对性。宋朝官吏,“争新买宠”,花样翻新,有增无已。诗中点名批评的权臣有三: 一是“前丁”,即宋真宗时宰相丁谓,他首倡以武夷山初春茶(即“粟粒芽”)进贡;二是“后蔡”,即蔡襄,他在宋仁宗时曾造小片龙茶进贡;三是“洛阳相君”,指真宗、仁宗时的钱惟演,他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留守洛阳,其父吴越王钱俶归宋时宋太宗曾称赞他“以忠孝而保社稷”,故称“忠孝家”。钱惟演在洛阳时开始设驿站,向宫廷进贡珍品牡丹“姚黄花”。值得注意的是,讥讽的矛头还直指哲宗皇帝赵煦。首先,在“今年斗品充官茶”句下诗人自注云:“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许之”,即皇帝的态度。“斗茶”、“斗品”乃参加比赛的茶品。“充官茶”,即将这些高档新茶当贡品送至京城。如果只是下面“争新买宠”,又当别论;皇帝“许之”,则责在上方。其次,“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邪”二句,正面质问皇帝,凛然正气,咄咄逼人。纪昀评曰:“波澜壮阔,不嫌其露骨。”诗人的爱憎,极端鲜明。咏史是虚,讽今是实;借古是为了鉴今,所以第三段的态度也异常激烈。

这首诗的特点是咏史与讽今相结合,议论与抒情相结合,并以强烈的感情活动将史实、现状和议论串接在一起。诗人是从国家安危与百姓死活这一高度来评价历史的。可以说,全诗三十二句,笔笔含情,有时显露,有时隐晦;有时憎恨,有时同情;有时鞭挞,有时规劝。用情的种类与程度千差万别,所以在注目苏轼“以议论为诗”的同时,还必须如实审视其议论中的感情因素。议论,以理服人;含情,则以情感人。苏轼议论之所以打动人心,感染读者,除了“理”的因素以外,“情”在起着根本作用,只是这“情”的表现与抒情写景诗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而已。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 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稳,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他也强调苏轼“以文为诗”中的“情”。

其次是结构浑成,严整绵密。诗分三段,而三段之间相互交叉,上下萦带,前后呼应。中段插入议论,结上开下,引出重点,醒明题旨。正如赵翼所说:“读之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这正是诗人艺术上臻于极致的反映。用“波澜独老成”来形容这类作品,是十分恰当的。黄庭坚说“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魏庆之《人玉屑》卷十七)此虽言其内容与风格,同时也包括结构特点。至其开篇单刀直入,不假衬垫,结尾奔马驻坡,戛然而止,可谓快人快语,酣畅淋漓,与内容结合恰到好处。语言明快犀利,议论快爽风发;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不时杂入形象鲜明、对比强烈的诗句,增强了讽刺效果。

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沈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又有文字以济其才,有宋三百年无敌手也。”前选《游金山寺》与本篇,均可作为苏轼七言古诗的代表作,也都具有沈雄奔放的风格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