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轼文《日喻说》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钟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 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 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 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於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情趣和哲理，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它告诉我们： 任何知识都来源於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与“求”有什么区别呢?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强“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正如王文濡所评：“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