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辙文《黄州快哉亭记》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鹜，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 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 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李定等摘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和此前所作诗，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责授苏轼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同年同月，苏辙也因上书营救苏轼，坐贬筠州(治所在今江西省高安县)监盐酒税。本文即作于元丰六年(1083)被贬谪筠州期间，反映了作者在不得志的贬谪生活中随缘自适，“不以谪为患”的情怀。
首段通过写景引出叙事，点出“快哉亭”。亭在江边，故从江水写起。一方面作者写水，由远及近： 长江从西陵峡涌出，汇合沅、湘、汉、沔诸水，奔至黄州赤壁。这就自然地写到黄州，写到贬官黄州的张梦得以及他所建筑的快哉亭。据清人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二载，张梦得即张怀民，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氏，元丰六年贬官黄州，寓居承天寺。从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可知，他与苏轼是好朋友，能和苏轼一样在贬谪中以“闲人”自处。另一方面作者写水势，由小及大： 以“奔放肆大”，“其势益张”，“波流浸灌，与海相若”，逐层写出江水的渐渐壮阔。
次段写亭上所见，从眼前景和往古事两方面来表现自己快活的胸怀。“南北百里”二句，言空间之广阔浩瀚;“涛澜汹涌”二句，言波涛风云气势之雄壮，作者通过昼、夜所见，着重描写了“变化”之快。渔船出没于其前，怎不令人“骇目”?“鱼龙悲啸于其下”，怎不令人“动心”? 大有苏轼所谓“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后赤壁赋》)之形势。但面对这一切，作者的态度呢? 不过是“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这一个“玩”字，展示了作者无所畏惧的胸怀，“动心骇目，不可久视”的大自然，在作者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如果说上面所写之景表现了大自然的雄壮力量，那么下面则重在描绘大自然的秀丽景象。作者在《武昌九曲亭记》中写道：“武昌诸山陂陀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此处“西望武昌诸山”数句所描绘的，正是作者在九曲亭上所见到的那番秀丽景色。大自然向作者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她的阳刚和秀美，怎不令作者感到“快哉”呢?——“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但作者的“快”意还不仅仅满足于山河美景，在这“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地方，作者不能不想起赤壁之战，而凭吊“其流风遗迹”——这“亦足以称快世俗”。可见，无论是观赏眼前景，还是追忆往古事，都使作者感到快意，感到心旷神怡。
文章到此似乎已写到尽头，该收笔了。第三段却从楚襄王的“快哉此风”说起，既不离贯穿全文的“快”字，又把上面的写景自然转到人事上来，为作者直抒胸臆，点出本文的中心作好了准备。“夫风无雌雄之异”二句，是由写景转入议论的关键。其实，岂止“风无雌雄之异”，就是山河风光，离开了人的感受，也无所谓美丑，关键是看人们怎样去对待它，以怎样的心境去感受它。因为“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并不仅仅让人感到快意，也是“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的原因，古往今来悲秋伤春的作品还少吗?我们又“乌睹其为快也哉”? 因此作者得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这才是全文的中心思想。张梦得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在不得志的贬谪生活中建筑快哉亭以自快，才能身处“蓬户瓮牖，无所不快”。结尾又与开头照应了。需要注意的是，“不以物伤性”，“不以谪为患”，既是作者对张梦得的赞美，也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和自勉，因为苏辙当时的处境与张梦得完全一样。而且这种思想也强烈地表现在苏辙的其他作品中，如他在元丰五年所作的《武昌九曲亭记》中写道：“盖天下之乐无究，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言语不同，而所传达的精神却大体一致。
苏轼评苏辙文说：“其文如其为人，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势，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文》)本文即是一例。作者采取这类亭台楼阁记的一般写法，先叙事，次写景，再议论，全篇都以“快”字贯穿，因而于直叙之中别有一种俯仰顿挫、一唱三叹的抒情韵味，在汪洋淡泊中贯注了不平之气，是苏辙集中最富有文学意味的杂记散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