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贾谊文《过秦论》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上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据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宋、卫、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中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也? 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于天下。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骄淫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无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穷困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困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

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此二世之过也。

下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 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 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据影印宋黄善夫刻《史记》本)

大约在西汉文帝刘恒即位不久，年轻而博学多才的贾谊，写成三篇在思想史、文学史上都不容忽视的重要政论，这就是有名的《过秦论》。

“过秦论”，就是论秦之过，即总结秦王朝覆亡的教训。西汉之初，这应该说是一个为时人所重视、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题目。秦王嬴政一举兼并六国，称始皇帝，扬言“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真是盛极一时，声势显赫;可是，陈涉等揭竿而起，转而攻秦，天下云集响应，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却迅速土崩瓦解……其中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汉初统治者以及某些有识之士的注意和思考。显然，对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的西汉王朝来说，正确总结强秦遽然消亡的根本原因，进而以秦为鉴，避免重蹈前代复辙，是一个迫待解决而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早在西汉建国之初，就有一位客从刘邦定天下的谋士陆贾，曾经以“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来劝说高帝;高帝令其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于是写成了《新语》。《新语》十二篇，多处揭举秦朝为政的失误。陆贾以后，略与贾谊同时而稍早的贾山，在文帝时，也曾“言治乱之道”，作《至言》与《过秦论》的内容颇为相似。

贾谊约生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主要活动大体在文帝时。他十八岁“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二岁被文帝召为博士;因其才能优异、识见过人，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成为文帝左右掌议论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贾谊生活的时代，西汉建国已经二十多年。当时，一方面，社会秩序开始稳定，经济生产逐步恢复;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和财富的集中，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现象又日趋严重;与此同时，中央同地方诸侯王，汉王朝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时产生矛盾，爆发战争。贾谊在参政期间，曾一再就天下形势和社会种种矛盾作过深刻分析，并在定礼仪，制法度，以及反对奢侈、重视农业等方面，对文帝刘恒多所建议，充分显示了政治眼光的敏锐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他写作《过秦论》，客观上适应了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就其主观而言，则要警告刘汉王朝应当以秦为鉴，改革政治，其中不无针砭现实的寓意。

现在流传着的《过秦论》，一般分为三篇。从有关记载看，这种篇次的划分和排列顺序，似与古代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全录了《过秦论》三篇，但却以今传下篇在前，上篇、中篇依次在后;《陈涉世家》则仅载了上篇。萧统《文选》卷五十一选收了《过秦论》，同样只列上篇。至于为后人所辑录的贾谊的文集(或称《新书》，或称《贾子》)，虽然不论是宁刊本还是明刊本，都把《过秦论》置于卷首，但不同刊本分篇也有不同。我们认为，一般传本所载上、中、下三篇的顺序是合理的;但中、下两篇内在联系较紧，似可视为一个整体。

在三篇《过秦论》中，上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各种古文选本几乎无不收录。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写法上却按照历史顺序，逐次叙述了自孝公以来几代秦王的日趋强大，直至始皇去世后迅速灭亡的过程，由此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具体说来，全篇可分成五个自然段。

第一段，自起首至“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写秦孝公统一天下的雄心及其对秦国富强所起的奠基作用。孝公(公元前361至前338年在位)是秦国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一个君主，他励精图治，用商鞅实行了著名的变法，使国力开始强盛，对秦国此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从孝公写起，以见秦国施政得失盛败的经过，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段，自“孝公既没”至“弱国入朝”，写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世，继承孝公方略，使得西秦在与东方六国的争战中已处于强大无敌的地位。原文“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是约略而举说，当指惠、武、昭三代之事。秦惠文王、武王和昭襄王，前后在位约八十余年;其间，秦对六国的兼并斗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惠文王二十年，于函谷关大败五国之师;二十二年，灭蜀;二十六年，攻取汉中六百里;昭襄王二十九年，攻取楚都鄢、郢;四十七年，秦将白起大败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余万……。外交方面，秦国也击败六国，使六国之士“约从离横”的策略流于破产，出现了山东各国“争割地而奉秦”的局面。惠、武、昭三世的赫赫功业，显然为秦始皇的统一天下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三段，自“延及孝文王”至“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主要写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声势及其称帝后强化统治的措施。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总共仅约四年时间，从秦国整个历史发展看，只是过渡，本段开始用“享国日浅，国家无事”一笔带过，从而把叙写的重点留给了秦始皇。始皇之时秦国的盛强发展到极点，本篇叙写至此也出现高潮，这就为下文作了有力的铺垫。

第四段，自“始皇既没”至“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义和秦之灭亡。文章强调了陈涉的身微力薄及其起义后天下响应的盛况，与上一段所写始皇的威势形成鲜明对照，引人思索，由此转入议论。

第五段，自“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至结尾，总结秦朝灭亡原因。文中以秦先胜六国而终败于陈涉作比较，然后提出问题，作出论断，令人信服地揭示全篇主旨。

《过秦论》上篇的用笔，给人一种气势充沛、咄咄逼人的感觉。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评其为“雄骏闳肆”，近人吴闿生《古文范》则说“通篇一气贯注”，都是从不同的用语肯定了上篇的这一特色。

就结构而言，本篇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论断在结尾处“逼”出，就很有讲究。首先，作者结论的得出不是依靠理论的推演，而是借助于历史事实的叙述。史实的叙述就为分析事理提供了不可摇撼的根据。作者络绎写来，似不经意，其实有其内在逻辑，论断一旦“逼”出，读者有一种陡然明了的感觉。

其次，作者行文善于蓄势，即善于制造一种一步紧似一步的气势。开始写孝公的奠基作用，可谓蓄势;接下铺陈惠、武、昭三世功业，是进一步蓄势;既而着力渲染始皇的帝王之功和宏图大略，蓄势达于极点。然后，笔锋忽转，又极写陈涉起事之易。“瓮牖绳枢之子”、“才能不及中人”，以见陈涉之微贱平庸;“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形容其倡义时力量的单薄;可是，正是这位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赢得天下响应，终亡秦族。至此，作者下文的断论和对主题的揭示，也就顺乎自然，水到渠成了。清人包世臣把这种有意蓄势的用笔叫作“垫拽法”，解释说：“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义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地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得之则蹈厉风发。”(《艺舟双楫文谱》)蓄势犹如蓄水，垫之愈高，则水之流下愈疾;又如挽弓，拽之愈满，矢发则愈速。本篇使人感到跌荡纵横、文气充盛，道理正与此同。

应该指出的是，对比、反衬方法的巧妙运用，大大增强了“蓄势”的效果，形成了本文的又一特点。金圣叹曾在《才子古文》(卷二)中评论本文说：“……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其实，不仅六国与秦、秦与陈涉等是一种对比，秦的由盛强而转衰亡、陈涉的由人微位卑终获反秦胜利，也具有前后对比、相互映衬的作用。本文把几种对比交织穿插，加强了表达效果，突出了主要叙写对象，推动了内容的拓展，为读者留下玩味、思索的余地。

《过秦论》中、下两篇，在上篇基础上就秦亡的原因进一步展开了分析和论述。中篇着重论始皇、二世之失，下篇着重论子婴之过;两篇中心内容，是紧紧围绕上篇末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逐次展开。

中篇第一段，自“秦并海内”至“功业长久”，是写始皇称帝后没有因时因势改变策略，依然“先诈力而后仁义”，行暴虐之政，故有倾危之患。上篇本已极写秦王朝声威之隆和复亡之速，本篇自此开始，着眼于正面施政的得失，扣住“过秦”的主题，深度上又有了新的开掘。

中篇第二段，自“今秦二世立”至结尾，是写二世之过。作者认为二世之过就在于未能审时度势，矫正始皇策略;“重之以无道”，是其身死国亡的根本原因。按二世在位不足三年(公元前210至前207年)，大臣擅权，本人昏聩，天下纷乱已呈明显之势，与始皇在位时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作者此处指出二世有“新主之资”，又为其设想可供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里多夸饰之笔，不必视为信史。

下篇第一段，自“秦并兼诸侯”至“其救败非也”，是写子婴面临危势，没有采取挽回大局的措施，终于成为俘虏。子婴时，秦王朝已成强弩之末，其为秦王四十六日即降于刘邦，不久为项羽所杀。文中所谓子婴可资选用的防守策略，以及对于东方诸侯进攻困难的种种估计，同样跟当时实际的历史形势不尽相符，不过是作者的一种渲染手法，借以突出子婴“不悟”及其“孤立无亲”的后果而已。

下篇第二段，“秦王足己不问”至末，是回应上文而作的结语。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先后称始皇“遂过而不变”、二世“暴虐以重祸”、子婴“危弱无辅”，可见结语的内容既总束下篇也包括了中篇的主旨。这是传世的中、下两篇本来当为一体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证。篇末引“野谚”以明《过秦论》写作宗旨，也有助于对作者思想的理解。

如果说《过秦论》上篇较多着眼于宏观历史进程的描述，从总体上提出了“过秦”，那末中、下篇则更侧重于具体教训的深入分析，分别就始皇以下三世之“过”逐一作了正面的相当充分的解剖和申论。中、下篇中，作者以古喻今、借“过秦”以诫汉的创作意图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文中，作者有意渲染和夸大始皇等三世之君有其足以减免失误的选择，强调“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的重要和必要，并把秦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归之于包括诸如忠臣智士不敢进谏，以及缺少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统治方法等等，显然都立足于汉王朝，有很强的针对性。

就散文风格而言，中下篇大体保持上篇雄健而富有气势的特点，同时更多显示了议论的充畅透辟和用笔的剀切犀利。例如中篇论秦王的暴虐无道，写始皇云：“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写二世云：“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困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尖锐抨击两代秦王的过失，一一点数罪责，写法上一气呵成，又能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又如下篇先写攻守之势的转化，再依次分析“三主”之过，然后总结说：“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事实的展示和逻辑的说明，已使读者认识逐渐增强，理解逐渐加深，作者就势引出秦之必亡的断语，格外显得明确有力，不容动摇。

评论者每每称引和赞赏《过秦论》上篇：“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两段文字。的确，这两段文字比较整齐而多铺陈，明畅而富于文采，气韵生动，气势磅礴，颇能代表《过秦论》上篇语言运用的基本特色和成就。从中、下篇看，尽管由于分析较多而描述较少，相对说来文风稍为平实，但在语言的运用上依然具有上篇的基本特色。试仍以前文所引两段论秦始皇和二世的文字为例。这两段文字显然都有简短整饬的特点，其中甚至还出现一些三言、四言的排句，读来一气贯下，急促有力，却又能于畅达中给人以复迭错综之感。再比如中、下篇中同样可以随手拈出一些偶语、对句或含有对偶成分的句子，像“强侵弱，众暴寡”，“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以上中篇)，“缮津关，据险塞”，“诸侯并起，豪俊相立”，“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矣”，等等。这类语句，顺乎自然而联贯成文，有的内容复重却不失之呆板，有的含义转相递进更显出一种巧意经营的均齐之美。此外那种带有渲染、夸张成分、能给人情绪感染和强烈印象的笔墨，在中、下篇中亦不乏其例，如写秦王“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写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都与上篇某些精彩片断有同工之妙。但总的说，中、下篇中这类笔墨不及上篇为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篇《过秦论》是属于那种具有“阳刚”之美的散文作品。作者高屋建瓴，引古证今，眼光敏锐，分析透辟;其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形式，也增强了文章的概括性和说服力。作品气势纵横而跌荡顿挫，富于感情和文采;其语言之华美、文辞之富赡，则呈现出一定辞赋化的倾向。凡此，都既受西汉初期历史和文学发展的某些影响，又表现了贾谊创作的个性特点。

汉初去秦未远，轰轰烈烈的以陈涉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刚刚结束。历史为汉初社会带来巨大的震撼，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王朝统治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贾谊写《过秦论》，从根本上说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这一要求。其中，有对历史的反思，也寄托了对现实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希望。自然，青年贾谊的直接参政，他的多才多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促使他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过秦论》中对历史的批判那样咄咄逼人，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充满针对性和现实感，显然与贾谊本人的经历、气质密切相关。从汉初思想领域看，战国诸子盛极一时的百家争鸣早已告一段落;秦亡之后各家虽稍有复出之势，但景象已远非昔日可比。贾谊年少时，既熟习儒家经典如《诗》、《书》等，也“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他推崇先王，主张安民恤众，提倡仁义治国，表现了思想中具有儒家学说的成分，但他同时肯定秦王以“诈力”行兼并，“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强调为政要“验之当世”，“变化应时”，都又接受了当时道家即黄老思想的某些观念和理论。在文学方面，西汉初年正处于一个转变风气、酝酿着新的发展的时期。贾谊的散文，继承屈原、宋玉、先秦诸子，特别是继承纵横家写作放纵无畏的余风;在内容的朴厚、用语的浅明、整饬等方面，又有自己的开拓和发展。由于贾谊兼为辞赋家，执笔为文有时也援用了赋的写法。“文有赋心，气如河海”，《过秦论》那种宏大的气势、严整的结构以及较多骈俪成分的语言，都因此给人以鲜明印象，而且对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的创作很有启迪。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的《过秦论》及其他优秀散文，不仅开了此后两三百年间数量繁多而体制丰富的政论文创作的先河，而且在汉以后历史发展中留下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过秦论》以后，史论的形式不断有人仿效，逐渐发展成为议论文中间的一种专门的文体。比如，魏曹冏有《六代论》，西晋陆机有《辨亡论》，宋苏洵有《六国论》，明宋濂有《隋室兴亡论》，等等。这些文章，大抵也都以评论、总结前代某段历史为主要内容，借以抒发作者的思想和感慨;写法上叙议结合，铺陈排比，基本上沿袭了《过秦论》的路子。另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以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左思写《咏史》诗也说：“著论准《过秦》。”可以看出《过秦论》对于后世正史作者的撰写史论，以及诗人的咏史明志之作，也有较大的启迪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