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苏轼词《江城子》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广为人知的两首《江城子》，极为有趣地代表着他词风的两个基本方面： 婉约和豪放。前者以委婉曲折、肝肠寸断的柔情取胜;后者则用豪壮奔放的情怀撼人。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也是其豪放词风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十月，即苏轼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的次年初冬。此时，苏轼年仅四十岁，正值壮年，但朝廷内部愈演愈烈的明争暗斗使苏轼被迫外任，他深察仕途的艰险，而萌起了某种迟暮之感，因而篇首自称“老夫”。然而，苏轼的迟暮之感原系发自内心的苦闷和牢骚，因此下面立即用“聊”字一转，推出了“少年狂”三字，让开篇顿然显示出豪放的气韵，渗透了他少年时期的狂劲和威风。接着，下面词人便紧扣“狂”字寥寥几笔展现出一幅气吞山河的围猎场面：“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他左手牵着黄狗，右手高擎着苍鹰，威风凛凛，气度非凡;而随从的猎队武士也一个个锦帽貂裘，全副武装，精神抖擞。一个“卷”字，形象而醒目地突出了奔马的迅猛，刻画出千骑从山岗一掠而过、宛如疾风卷落叶般的情景，气势非凡，从而使词作具有了豪迈磅礴的气韵，令人振奋。接下，词人继续推进描写场面的壮观和自己的“狂态”。倾城的民众都被畋猎的盛况吸引了，他们纷纷跟从着太守涌出城外;太守也因此豪情倍增，定要亲手射虎，以答谢满城父老的信任，让他们看看今日的孙权。在《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记载着孙权曾“亲乘马射虎于庱(líng)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即废”的英勇事迹，这里苏轼以孙权自比，显示出自己的勇武胆壮和有所作为。

词的上阕写围猎的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下阕则写饮酒小憩，又突出了他内心的“狂”情。“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畅饮极欢，愈激发出词人的豪情壮志，虽然两鬓已微见花白，但这又有什么妨碍呢?这里，词人把首句隐含的人生迟暮之感一扫而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荡出一股旺盛的青春活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以古喻今，从而具体袒露了词人的内在豪情。据《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曾劝谏汉文帝不要因小过失而罢免了抗击匈奴有功的云中太守魏尚，文帝就派他“持节”前往赦免魏尚。这里，苏轼又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以效力疆场，实现自己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从而推出结煞“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天狼星，古人用之比喻贪残的掠夺者，这里实指西夏。作者在“狂”态、“狂”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发了他志在报国的豪迈胸襟，使一位慷慨激昂的志士形象完整而深刻地屹立在读者面前，从而更增添了词风的粗犷豪壮，具有振人心魄的阳刚美。

苏轼创作这首豪放词，是对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在北宋中后期的表面承平而内里危机四伏、财政和国防日见贫困和衰弱的时代里，以闺情离怨和花月脂粉为题材的狭窄词体，能否适应艺术反映广泛现实生活、面向庄严人生以赶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成为当时社会向词的作者们所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挑战。而苏轼正是以他锐敏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作的社会生活题材，刷新了词的创作意境，赋予了词以新的思想和新的生命，把词引向了带方向性转变的趋向，达到了“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的艺术作用。

苏轼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还与他反世俗、反潮流的革新精神有关。苏轼在写完此词后不久，就在《与鲜于子骏》书信中说：“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很显然，苏轼写此词，是与鲜于子骏的“萧然有远古风味”、反对“求合世俗之耳目”的诗风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词为艳科的脂粉之作充斥文坛(包括“柳七郎风味”之类)，苏轼偏要与此“世俗”相对抗。他虽知这种脱俗叛道的作品将会遭到“爱之者绝少”的际遇，但他为实践其艺术理想而自成一家，仍然执拗地并颇为自负地去进行创作，开拓新径。另外在音乐上，世俗通常是以十七八岁姑娘执红牙板唱艳科词，而苏轼却偏要把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令东州壮士(山东大汉)扺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从而获得了“颇壮观也”的艺术效果，这在词史上实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苏轼曾强调作家内在的“体气高妙”(《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亦即胡寅所说的“逸怀浩气”(《酒边词序》)。而“豪放”，正是这种气质的表现。苏轼创作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词，除了使词容纳了新题材、新主题，把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当作时代最强音来加以歌唱而外，他还在词的表现艺术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如苏轼为在该词中充分表达其内在的“浩然之气”，竟打破了词格的“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俗套成规，一气呵成地抒发了他“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的报效疆场的宏伟宿愿，从而实践了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理念。

此外，苏轼引豪放气质入词，还与他“以诗为词”、深入贯彻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有关。苏轼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最后完成者，他是第一个把诗文革新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的作家。

所以我们说，《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不仅是作家有见地、有远识、有酝酿、有准备的崭新创作，而且也是他创造豪放词的典范实践。